你见过谁研究国际政治引朱自清、钱钟书、巴尔扎克的话又不露刻痕的吗，我见过，在《陈乐民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删2年7月版)里。在读书方面我也是很不谦虚的人，轻易不向谁臣服的。我抄陈乐民先生的书，等于承认在他的文章面前，我读书的架子端不起来。好在他从来不是我的上司、老师，印象里也只在吴江开欧洲年会时见过一面，又不向他谋职称；宏扬他的学问，不至于有拍马屁之嫌的。陈先生引朱自清的《你我》和钱钟书的《
谈艺录》是在《中西(欧)交流发展之我见》一文里，是为自己的知己知彼、不“强合”的交流观找论据。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引了屈原的诗句“乐莫乐兮新相知”。引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则是在《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一文里，用以言说“文明”对人类社会走向的影响：“巴尔扎克说，社会的各种敌对力量都在彼此抵消，却把‘全部权力’留给了‘文明’这个取代了国王的‘伟大的皇后’……”。
我的同事大部分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动态的国际关系上了，时不时感叹苦恼在理论上很难深入。陈先生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不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把眼光放在“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的走势上”，并且主张走“国际政治与文史哲相结合的道路”。“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即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是人类文明史的戏剧、插曲、浪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文明造就历史，国际政治是世界历史的“部件”。他引《欧洲文明史》的作者基佐的话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文明里“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即普遍采用的原则——分理出来”。陈先生用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阐述的文明观以及黄仁宇的历史观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文明既然不是超时空的普通人类文明，那么各种文明便都有其内在的天然生成和发展的依据和规律。”他接着说各种文明有程度不同的“外扩性质”，通俗点说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有时相互排斥，有时相互吸引。文明既有个性，又有可塑性。
陈乐民先生认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里所谓“文明冲突”是假托“文明”而言的政治冲突，是给政治冲突披“文明”外衣，是康德在《世界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里说的“如此纷繁混乱的表现”。他认为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是文明融合共存。“普世性的文明成分所占的比重，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目前中西学界对“全球化”看法不同，不知陈先生是否改初衷；他在《陈乐民集》的序言里“其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容有某些出入”指的是不是这个?我倒是在他讲完基督教文明是东西文化“会合而成”、文艺复兴的光芒照射到拜占廷文化之后读出点学问甘苦：“思想家的理念包含着矛盾，因为在他们从不同立场向往的世界前景中，人类无法绕过他们在思想里、学说里试图战胜的充斥着分裂、纷争、厮杀、战乱的现实。”陈先生说康德理性主义世界历史观里“已经涵盖了违背理性主义的种种表现”。今天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理解?陈先生“拉杂说来”得出结论：国际政治研究只有走跨学科的道路才能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面，“它需要文史素养和思维上的支撑与丰富”。文章结尾陈先生引《
文心雕龙》的话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是他理想的学问境界。我对万里兄说，陈先生喜欢用“国际政治”这个词儿，不太用“国际关系”。万里兄答曰：现在“国际政治”他也不太用了，直接用“历史”这个词儿。
陈乐民先生是欧洲问题专家，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人。在他看来：“欧洲体现的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不限于政治的或经济的概念，而尤其是一种文明的概念。”《陈乐民集》里的文章大抵涉及欧洲，比如“欧洲与和平”、“‘欧洲观念’探源”、“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从文明史的观点看欧洲”等。但是，“在研究欧洲时，我内心里时时想到的总是中国，焦聚在我晚年研究的命题上便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在中西文化的比较方面的研究，最终关心的正在于此。”在《欧洲与中国》一文里他辟专节论述中西文化的不同“思想底格”，并引张东荪在《知识与文化》里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中国与西洋，思想上学说上的不同必有些是出于思想的底格有不同。思想的底格所以如此而又必是出于民族的心性。”中西文明“异质”，所以各有各的历史。研究欧洲文明，就是为了通过了解别人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读陈先生的随笔集《文心文事》(三联1992年版)和《书巢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都可以感觉到这一想法。《临窗碎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不曾见到，想也不出其右。
《陈乐民集》里论康德、黑格尔、伏尔泰、费希特和莱布尼茨等的论文，我就只好望而却步，望书兴叹了，好在我还懂怎样不望文生义，留给专家们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