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鲁晶越教授：
       您好!
       学术批评网围绕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发表的大作《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注释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讨论，随着您的第三篇回应文章在11月19日晚上发布于本网，已接近尾声，应该说大致是善始善终的。
       这一讨论本身，没有任何“背景”可言。无论是讨论的发起人林猕先生、还是讨论的参与者田畔先生、周祥森先生或是我本人，既不是有意跟您过不去，也不是故意给《中国社会科学》难堪。事实上，除了您的高足敬礼先生外，我们这几个人与您素昧平生，毫无个人恩怨可言。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讨论呢?
       首先，目前学术论文、专著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注释作假问题(包括无意的，也包括有意的)，已经相当严重、普遍，在事实上已造成大规模学术失范、甚至弄虚作假的后果，遗患无穷。就此意义而言，注释问题，既是一个形式规范问题，又从根本上涉及学术继承与学术创新的实质规范问题(我曾在《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的《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中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学术批评网前些时候也曾围绕学术刊物的注释规范问题开展过专题讨论，参加者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姜朋先生、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河南大学《史学月刊》周祥森编审、《历史研究》主编张亦工编审，相关讨论文章已由《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全文发表)。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是享有崇高学术盛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刊物，能够在该刊发表论文本身已成为作者很高的学术荣誉。与此同时，学术荣誉也与学术责任、学术义务相伴相生。就刊物及责任编辑而言，这当然意味着相当重大、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就作者而言，也自然同样承受着相同甚至是更大的学术责任。或者换一个角度，假如大作不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而是发表在比如《南京社会科学》)上，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引起同行或读者如此之强烈的关注。因为正如田畔先生在《关于伪注、“文革”、身份——就学术批评诸问题答鲁品越教授》中所说的，“我以为，批评者将这样一件本不算什么很大(但已相当普遍)的问题非常严肃地提出来，主要是因为鲁教授的大作发表在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上，读者的要求当然就要高一些”。
       至于引发此一讨论的亨廷顿教授的文章及其众说纷纭的“文明冲突”论，从您的文章看，是直接引用英文文献，但您可能疏忽了，除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已有中文版(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译文问题颇多，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博士在《学术界》2001年第5期发表的评论文章《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举谬》，对此有详细的举例与评论)外，您要论及此问题，恐怕还不应不首先参看著名学者王缉思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对于文明冲突沦的追踪评论与学术研究，本书可谓集大成者，在中国，要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不能也不应绕过去的。可遗憾的是，您在大作中却轻易绕过去了这本书，舍近求远，结果节外生枝。
       另外，顺便指出的是，即便是在网上查阅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的英文"TheClash ofCivfiizations?”，其实也完全可以检索到注明了其原发刊物英文刊名的原文(详见 http：／／www．alamut．com／subj／economics／misc／clash．html)。
       还有，您在回应文章中曾几次提到，《中国社会科学》“不允许用网址注释”，我手头正好有《中国社会科学》(系自费订阅)，可我注意到该刊2002年第2期发表的《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中就恰好有“网址注释”(参见第197负注释1，只是不知究竟是作者还是责编的原因，这条注释把引用的学术批评网的英文域名弄错了)。
       围绕大作的注释，这里还想再罗嗦几句。大作全文至少1万5千字(第4-13页)，但一共只有11个注释，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5页注释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页注释3)、《邓小平文选》(第13页注释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页注释1、2，但只有篇名，均未注明其详细出处)，共占5个注释，其他还有中文注释两个(分别是引自《国际贸易问题》杂志上的一篇译文和《前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另有英文注释4个，但恕我冒昧直言，这4个英文注释(3种期刊、一种专著)没有一个标明了具体页码，也就是说，大作作为学术论文，其注释恐怕不够完备、不够详尽。其中第6-8页、第10页(估计不会少于7千字)，竟然没有任何注释。那么，这里涉及的数据、论据、观点难道真的没有必要做注释吗，
       此外，对于英文书写规范，您似乎也不怎么在意。比如，该用右斜体(或底线)的(刊物名，如第4页注释1、第5页注释2等)，您并没有用；该加双引号表示文章名的，您却用了右斜体(见第4页注释1、第5页注释2)。
       就此意义而言，林猕先生最初在其《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中所感慨的“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甚合情理。
       除了注释，关于大作，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讨论。比如，最近我接到一个朋友的来信，信中指出：大作最后(第13页倒数第2段)用纳什的所谓“囚徒悖论”，其实完全是Robert Keohane在After Hegemony(此书有中译本)中的东西，但是您好像没有怎么弄懂原委，也未作注。Robert Keohane原本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会冲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合作，是有前提条件的，而您却在行文中把这一博弈分析当成是无前提条件的合作的理论。何况，“这种分析中所含有的实证结构主义(本质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批过，法兰克福学派也对这种把意识定格为工具理性的东西进行过批判，国际政治中的批判理论也对此进行过批判，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因此，这位朋友认为您在大作中把它用来佐证“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分析，可能是南辕而北辙。您虽以哲学为主业，但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发表的大作《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所涉及的已不仅是哲学命题，而且还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与理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您在《是错注还是“伪注”?——答{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兼论健康的批评文风之建设》说：“我真诚地希望人们对拙作的实质性思想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特别是对批评者所提的这篇文章的实质性内容的批评，例如其中关于对战后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发展，前苏联何以会失败，以及产业结构变迁与世界秩序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的批评，包括有无弄虚作假的批评，我想这才是我最渴望的最重要的批评，也是真正能够增进学术研究与发展的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隔行如隔山(我本人的专业是美国史，田畔先生的专业是宗教研究，周祥森先生和我是同行，林猕先生很可能也和您不一个专业)，因此迄今为止的相关讨论尚未触及您所希望讨论的问题。此可谓美中之不足。
       不过，就目前已有的讨论而言，可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林猕先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率直坦言，从而引发了这场有来有往的学术讨论。敬礼先生“呼唤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中的理解与宽容精神”，代表了吾等共同的呼声与心愿。田畔先生、周祥森先生热情地参与讨论，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化和发展。而您作为当事人，尽管开始时可能缺乏心理准备，但从一开始就“真诚地向发现这一疏漏的这位批评者表示感谢，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道歉，向此篇文章的读者坦诚地道歉，也希望其他学者从中得到教训。”您还呼吁推进健康的学术批评，并在第三篇文章中再次“希望学界同仁以我为戒，共同营造严谨的学风”。应该说，面对目前学界相当流行的蔑视批评、鄙视批评、仇视批评的风气，您现在对相关学术批评的认同与自我批评，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至少，就我本人而盲，我对您目前所体现的学术气度是非常敬重的。
       真正的学者是不怕批评的。真正有水平的学者是不怕批评的。同样，真正高品质的学术刊物也是经得起批评的。就学术评论的健康发展而言，批评与反批评，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只要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学术批评就不可怕。同样，只要是尊重对方，据理力争，学术反批评也不可怕。问题在于，如何把事实摆够、把道理讲透，这才是切实开展和推动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关键之所在。
       作为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我即使想躲避这场讨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自从发布第一篇文章开始，我就已经在事实上卷入其中。现在给您写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您的第三篇文章《一丝不苟，共同营造严谨的学风——答谢林繇、田畔、周祥森、敬礼诸先生》的触动，所谓“情不自禁”是也。 谨借此机会向阁下以及参与本次讨论的林猕先生、田畔先生、周祥森先生、敬礼先生深致谢意和敬意!学术批评离不开各位，学术批评网亦然。 顺祝冬安!
       杨玉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