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微软，挑战全新人生
2000年，我终于离开微软，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空间”中。
“阅读空间”的早期运作确实很艰难，虽然我的名片上写的是CE0，事实上下属员工非常少，我要承担许多角色：扮演筹措资金的负责人、人力资源的助理、到银行跑保证金的人、寄收据贴邮票的人、接电话的人，还是那个在14小时的工作后把垃圾袋扛到空空停车场垃圾箱的人。
仿佛生活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随着分会和项目募集会的增多，相继要调查可以拓展项目的新国家也愈来愈多。因此，我得去许多地方讲述“阅读空间”的故事或是核定募款。这副担子的压力越来越重。
可惜的是，我们的人手太少。我想避免许多其他慈善机构都存在的问题——在第一年就雇用大批的员工，从而在初创之日起就承担了高额行政开销。我宁愿凭着微薄的薪水，担当多重角色，这样就可以告诉资助者，他们的钱用到了项目上，而不是给了官僚机构。许多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行政开销太少了，问题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所处的资金困境。我必须亲自为所有需要资助的学校、计算机实验室、语言实验室和图书馆寻找捐助人。低行政开销是我们与其他慈善机构的关键区别之一。尤其是我们的许多早期捐助者都是科技行业的企业家，他们鼓吹“经济效益”的程度足以让艾伦•格林斯潘(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为之骄傲。
但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麻烦。我们要夜以继日地工作，才能跟得上机构的发展。以我的休闲理念，周六、或者周日早上是要放假的，可实际上要两个早上都休息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星期天我能在晚上8点离开办公室，而不是通常的10点。
当然这也还是有弊端的：我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我的滑雪设备也总是闲置着，团队董事会开始担心我会过度劳累、身体透支。而对我最大的困扰则是：长期长时间的工作严重影响了我的私生活。有时候我也会与女孩子约会。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她便会非常沮丧，因为我用以继续培养感情的时间少得可怜。曾经有一位受伤的女子说：‘阅读空间’就是你的妻子、你的情人、你的孩子、你家的小狗、你的事业。”然后她告诉我：“你这样笑着表示同意实在是不合适的反应。”
我的经济状况也有点儿糟糕。和许多在科技快速发展时期赚到了大笔钞票的人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这些股票只会上涨。我想如果微软的股票只要每年上涨10％，就足够我在抛售上涨部分之后过个丰收年了；即使不在“阅读空间”拿薪水，也一样能生活得非常好。
但回顾过去就很容易发现，那时候我们犯了多么明显的错误。2003年，微软的股票从它的峰值下跌了几乎50％。我不但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已经连续3年没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了。在逐渐恶化的经济处境中，我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把财务结算报表堆到一边不打开，拖延终将面对的那一刻。这个现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堪的，因为父母把我教育成一个节俭的人，而现在，连续3年的银行收支下降实在让人不是滋味。如果一直降下去的话，我能否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也值得怀疑了。
现实的打击终究难以摆脱。在一个周日午后，我沿旧金山的户外运动胜地“克理斯场公园”的河边跑步。阳光普照之下，城市里多了许多铁人三项运动能手和马拉松健将——大家都出来运动了。而我离开近水区，做了5公里快跑，穿过码头区，准备回家喝上一瓶“给他力”饮料，再冲一个冷水澡。然而无意间我注意到在一所意大利文艺复兴式样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出售”的标志。随即，我的视线移到了售价单上。
“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几乎喊出来。我经常跑步路过这里，并幻想也许有一天可以在阳台上眺望艺术馆和金门大桥。随即，我的视线移到了售价单上。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劳拉一起吃着咖喱鸡肉饭。我激愤地大谈特谈多么恨自己无力支付起城里一座好房子的钱。很快我就要40岁了，而我还在租房子住。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岁数还是个佃户的话，还怎么算成功?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住在你喜欢的地方，并知道那就是你未来数十年的安稳生活，这难道不就是美国梦吗?
我说起了自己的困境，在消费没有旧金山这样高昂的地方，我倒是可以负担得起一所漂亮房子。但是在这个城市，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这里的富人太多，“阅读空间”在这里将会比在别的地方有更多的优势。我的确可以在托贝卡(堪萨斯州首府)这样的城市买得起房子，但是我在那里就无法与风险资本家和科技企业家来往。如果我住在那里，我们的计划预算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慈善团体有益的事情，对我的个人生活来讲却很不利。因此我将继续过一名租房者的生活，把钱交给房东，但却没法得到与资金对应的房产。咖喱饭的味道加强了我的感受，眉间也开始冒汗。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经过了那幢梦想中的房子。
第二天早晨，我从劳拉那里收到了一封e—mail，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的看法：
“约翰，你的生活不属于水景豪宅，可以说你没有家。你需要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实在很缓慢，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不要把房产当作一回事。你已经拥有很少人能拥有的东西——确切地知道自己每一天在做什么，而且很确定应该这么做。如果你为了追求一座宽敞的房子而牺牲这点，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和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知道她是对的，同时也为自己一时乱了思想而感到很惭愧。不过，心态的改变仍不足以解决我的经济困境，或者帮助我确定可行的长期经济计划。
让女孩有学上!
在许多的发展中国家，男人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而女人就更加艰难。由于文化偏见以及男人做主和做关键决定的历史传统，使得女人常常被当作二等公民。大部分社会和家庭都重男轻女，女人的声音是不被理会的，她们的意见(经常也包括她们的生活)是被认为可以牺牲的。
教育统计数字可以证明，两性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尼泊尔，只以一个数字为例，成年男性的文盲率是惊人的39％；但是对于尼泊尔妇女来说，情况更加糟糕，有75％的成年女子目不识丁，或者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循环出现的模式。据联合国调查，世界上8．5亿文盲中，有2／3是女性。这个问题不断重复，因为一个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母亲就没有什么知识传给她的下一代，从而也必将影响到她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在尼泊尔主管女性教育计划的朋友尤萨经常说：“当你教育一个男孩的时候，你只是教育了一个男孩；但是，当你教育了一个女孩，你就教育了一个家庭，以及下一代。”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很明显如果我们想在发展中国家创造长久的社会效益的话，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女孩从小就有学上，并且支助她们直到中学毕业。她们因此会成长为有能力、有自信的人，并且在将来能增加收入，甚至可以经济独立。“阅读空间”创办“成长空间”，这个提供女子助学金的计划，就是希望能改变她们的一生，继而在以后改变她们的家庭。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作为一个男人，你是不是对女孩的教育关注得太多了?这是不是更应该是由一个女人来管的事情呢?”完全不是。
我曾经在许多的场合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人们有时候在我演示完女子教育项目的幻灯片后，问是否……我们可以让一名女性的成员作为发言人而不是我?我礼貌地回答：这个要求似乎有种误导。难道只有女人才能关注女孩的未来吗?公民权利运动不正是要让所有人为平等而奋斗吗?
教育女孩也是一项聪明的投资。用一笔相对小的投入，一份终生的教育礼物，就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一个女孩的未来。举一个例子，“阅读空间”的项目为一个女孩支付学费、购买两套校服，两双鞋、一个书包，一辆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学校一般都比较远，所以上学的路会很长)，还有一名优秀的女教员去指导这些小受助者。这样一个“大礼包”的全部花费每年也只是250美元。一个人在生命中不是经常有机会能用这么少的钱就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的。
除了每个女孩自身受到的影响，无数的研究证明纳入教育体系的女性人数增长将对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其中包括：
•提高母亲健康水平
•降低婴儿死亡率
•减少艾滋病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传播
•减少饥饿与贫困
联合国一直提倡在发展中国家教育女孩比任何其他行动都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女孩没有机会上学的话，我们就别指望在消灭全球贫困的战斗中取得持久的胜利。
对我来说，教育女孩是个很轻松的抉择，是不论在情感层面，还是在务实立场上都能得到高回报的投资。不论是用心还是用脑去想，你都会很快意识到让女孩有学上，并让其能坚持学下去是改变世界进程的少有的好办法。
当然，我不需要看太远，只要在我的旧金山办公室就能看到这些聪明的、受过教育而见识广博的女性的力量。女性占了我们员工的大部分。她们上过名校，工作和学习都相当努力，现在则帮助我把我们的机构提升到新的高度。在2006年初，我的6个国家项目负责人中有4人是女性。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女性教育带来的好处，我们希望与全世界分享这些成功的信息。
进军柬埔寨
2002年，柬埔寨成为我们第三个开展项目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需要重建被红色高棉屠毁掉的基础教育。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杀手烧掉了80％的学校，杀死了90％的教师。让学生们回到学校，这将是帮助柬埔寨人的生活重回常态的一个办法。
尽管“阅读空间”资源有限，我们还是决定进入柬埔寨。从旅行中，我们了解到柬埔寨过去的恐怖历史。但对于在由波布政权“元年”的破败中扮演重新开发这个国家的角色，我们极为热切，只是担心捐助者是否将带着支票出现，来资助我们积极开展的计划。按照《动物庄园》里“拳击手”马儿的哲学，只要领导者发誓：“我将更努力地工作。”所有事情都是可能实现的。
似乎只进入第三个国家还不够，许多的印度裔商人鼓励我们成立印度“阅读空间”。沙比尔•巴蒂亚是一位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他还是Hotmail的共同创立者，后来将Hotmail以4．25亿美元卖给了微软。在一次午餐上，他鼓励我进入印度。当我们喝着茶，坐在高高矗立于太平洋海平面的露台之上欣赏旧金山的海湾时，他抛出了一组惊人的数字：“据联合国评估：到2020年，半数的文盲将出自印度，所以除非你有一套印度战略，否则你很难说你有应对世界教育的发展战略。”
当然，如果没有资本的话，所有这些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都将落空。谢天谢地，我们有许多像及时雨一样的人帮我们联系富有的捐助者，其中包括希拉里•瓦伦蒂尼。她已经决定除了做一名尼泊尔学校的捐助者，还将做我们的募款者。这也是“认领项目”模式的力量。一旦有像希拉里这样的人可以意识到用那么少的钱就可以做多么好的事情，并且发现我们能够妥善地运用她的资金时，她就会把这个捐款助人的机会介绍给其他朋友们。
2003年初，在“阅读空间”进入柬埔寨不久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希拉里就主办了一次募集会，地点是阿尔卑斯网球和游泳俱乐部，位于硅谷阳光充沛的山间。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俱乐部，但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不禁想，在这里停靠的每一辆产自德国的轿车都足够在尼泊尔资助5所学校。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头脑中的小算盘——梦想把奢侈品兑换成第三世界的教育计划——对其他人可能会造成很大困扰。
我的一个朋友说得非常好：“即使我穿着一双流行的新款名牌高跟鞋，你也不会说我穿着很正点。你只会忙着思考，我买鞋子的钱可以资助一名女孩两年的助学金。”
奔赴灾难后的斯里兰卡
2004年，印度洋发生了海啸。初步估计仅在斯里兰卡一地就至少有200座村庄的学校被毁，而在印度尼西亚至少也是情况相仿。你可以想象全世界突然少了500所学校会是什么场景。而且我们知道，一旦统计到那些现在仍被洪水所阻隔的村庄，这个数目就还会更高。
鲍勃计划满载一车的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前去支援，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安帕拉——海岸东部一个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我希望他的行程平安，并告诉他在提交学校重建项目时“不要羞于启齿”。我知道悉瓦慈善会的预算比我们要小得多，因此不希望他束手束脚。如果他看到了10个失去学校的村庄，我不希望他仅选择一到两个去资助。所以我立即回复，希望他能在离开安帕拉前收到我的信息：“如果你遇到了失去学校的村庄，就告诉他们，我们会努力筹措重建学校的资金。请务必回信。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力量筹款来帮助你。”
这很像早期的“阅读空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从哪里能筹到钱，但是我心里却很清楚，在解决那些社区的困境之前我们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也像早期一样，我煮了一壶咖啡，准备熬夜发e—mail或打电话给可能的捐赠者，请他们伸出援手。
“阅读空间”的许多精神与价值可以在我们对海啸的最初反应中显现出来。真正的企业家不害怕向世界宣布：我们准备填补市场空白或者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即使他自己也还不完全确定应该怎样做，他们也要先跃出这一步。
就我们的事业而言，“阅读空间”考虑的是：既然有学校被毁，那么当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进行重建。
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经验是：一旦我们宣布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往往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斯里兰卡的苏巴和我的老朋友梅拉分别住在新加坡和美国，但都志愿回到她们的国家，用自己的努力协助开办“阅读空间”；一名捐助者提供了让艾琳考察项目的多次往返机票；“阅读空间”筹款分会在举办募集会，几百所学校——从马来西亚到东京，温哥华到伦敦——发起了筹集资金活动；像Accenture(埃森哲咨询公司)，lNG(荷兰国际集团)，Prudential(英国保诚金融集团)，Credit Suisse(瑞士信贷集团)和XL Capital(保险再保公司)这样的知名公司都提供了大量捐赠。世界上最大的儿童书出版机构学子图书公司也打来电话向我们捐赠50万本书，甚至愿意主动承担运费。
回顾过去，我相信大部分人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斯里兰卡问题的全盘计划而被激发了斗志。由于不足，每个人反而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他或她自己的合适位置。假如我们已经是满打满算，“阅读空间”的志愿前景将先天地缺少吸引力，因为它可能不需要去发挥人的创造性。
在构筑未来的景象中，有这么小小一块，它的名字叫“阅读空间”。我们还要继续投入，保持坚韧和热情，付出全部力量。我们将继续向上走，向前进。新的景致——学校在这里，图书馆在那里——将不断增添进来，直到我们创造出一个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教育的世界。
还有上百万个孩子期待着教育带来的机遇，我希望并祈祷我们不会让他们等得太久。
《离开微软 改变世界》
[美]约翰•伍德著 袁墨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责任编辑：欧丽娜刘莉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