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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品越先生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今天我收到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谈到最近有一篇批评他的文章，并把他对批评的答复转贴在了电子邮件里。我很感谢鲁老师在第一时间里让我了解这个事件。我读了鲁老师的邮件之后，专门到学术批评网上读了批评他的那篇文章。在他给我的私人邮件里，鲁老师并没期望我对此事发表意见。但在读了他们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后，我却有几句话想说。在下面这篇短文里，我将就此事提倡在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中的理解与宽容精神，并从这个角度对我所敬重的导师进行有限度的批评。
       首先，我读了鲁品越先生的回复文章后，感到他对批评的反驳有理有据。鲁先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虽然他的文章与英文文献有关的文字仅有5行，他却为此下功夫读了长达41页的英文原文，并对有关部分做了相当精确和概要的翻译。所以，针对他的“伪注”之指控，绝不成立。读者从鲁品越先生的回复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的治学态度的确严谨，并且他是一个以严谨的态度来要求自己的学者。因此我相信他的学术声誉并不因那篇批评文章而受任何实质性损害。
       然而，虽然鲁晶越先生的回应文章有理有据，并成功地维护了他的学术声誉，但我认为他的反批评过于严厉，似有失宽容。兹论说如下：
       其一，批评文章的作者对鲁品越先生所做的“伪注”指控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从该作者当时所有的“证据”来看，他作出这样的指控也称得上是合情合理的。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Affairs"，而鲁晶越先生在注解中却称之为"Diplomacy"。批评者由此推断：“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这个推断本身，即便从现在来看，也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鲁品越先生确实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而且批评者在此只是指控鲁品越先生没有看过原期刊，而并没有指控他没有看过原文。但一般我们都想不到没读过原期刊的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媒介认真地阅读原文，因此批评者进一步推断鲁品越先生没有看过原文，并指控他做“伪注”。虽然最终证明“伪注”之指控难以成立，但上述分析显示批评者的推断并不太违常理。而且，我相信若是鲁晶越先生在读别人的文章时发现类似问题，他也很可能作出“伪注”的推断。从这个角度而言，鲁晶越先生应该理解他的批评者。正如鲁先生所说，人非圣贤，一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与失误。在此意义上，鲁先生不应过分苛责其批评者。
       其二，在读了对鲁品越先生的批评文章之后，我并不认为该批评者跟鲁先生有私怨，也不认为该批评者是蓄意对鲁先生进行人身攻击。该批评者在上纲上线的层面上是错怪了鲁先生，但并非恶意为之。我相信该批评者是在“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因此我认为鲁先生的下述反应和评论不当：“蹈‘文革’遗风，以攻击他人为目标。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加论证，无限上纲，凭其不合逻辑的想象罗织罪名，以至进行人身攻击。”
       其三，鲁先生称该批评文章的署名“林猕”是一个无案可查的化名。我还没跟鲁先生聊过，不知他是否查证过“林猕”确实无案可稽。我想鲁老师很可能查证过。但若没查证过，那他的指控便不够严谨。
       其四，鲁先生关于学术批评的见解甚是，比如“真正能够推动学术发展的批评，其重点始终应当在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而不能以技术上的准确与否为中心”，以及在技术层面上的批评“只是学术批评的初级阶段。”该批评文章未涉及鲁先生论文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但这并不说明该批评者坚持学术批评以技术上的准确与否为中心，也不说明该批评者否认学术思想批评的重要性。虽然该批评文章未能提供鲁先生“最渴望的最重要的”关于其学术思想的批评，但在当前事件下就事论事而言，似乎不必以此来苛求该批评者。
       简言之，我认为鲁先生的回复文章过于严厉，反应过于强烈，鲁先生的文章似乎有失宽容精神，但这并不太难理解。因为对于一个有成就的学者而言，“伪注”和造假的指控具有十分严重的潜在后果。若受指控者不能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以维护自己的清名，其学术声誉和学术生命则可能受到毁灭性打击。因此对一个学者作出造假指控时应该慎之又慎。鲁品越先生是一个对己和对人都要求很严格的人，因此不难理解他在其反批评文章中反应强烈。我认为该批评者应该至少向鲁品越先生本人公开身份，正如鲁先生所言，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没什么好怕的。况且该批评者并不十分理亏。真正的学者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和唯一目标，并因此能够宽和善意地对待自己的学界同仁。
       我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呼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批评和反批评精神。我对我所认为的鲁品越先生反批评文章中的不当之处进行了批评。因为本文着眼于批评，我较少顾及鲁先生文章中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部分，为获得全面了解，读者须读鲁先生回复文章之原文。我与鲁先生师生关系情深义厚，但此文可见证我责师之严。作此文可算是我对批评精神和宽容精神的身体力行，我想老师定能谅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导师是一位严肃认真和兢兢业业的学者。“错注”与故意造假之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即便再严肃的学者有时也难免因疏漏和大意而出错。理性的学人当不会以此为据而贬低其学术成就。
       作者说明：本文缘起于鲁先生11月10日写给我的私人邮件，作于10日下午。作本文时，尚未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田畔先生对鲁先生反批评文章的批评。现既看到田畔先生的批评文章，更感觉有必要发布此文。读过田畔先生的批评文章之后，我感觉有以下两点需要强调。首先，我作此文完全是自发行为。既非源于鲁先生之授意，更写在看到田畔先生的批评文章之前。其次，我基本同意田畔先生批评文章中的说理部分。但在我看来，其文仍有些过于意气用事，火气太大。我坚持学术批评应贯彻温和的理性精神，避免激烈的情绪语言。就此而言，窃以为田畔先生与鲁晶越先生都有过激之处。
       作者补注：将上述文字发给学术批评网版主之后，我仍有一两点小意见在心中萦绕。不过它们并不很重要。数小时前我又收到鲁老师的一封电邮，其中有他新写的对田畔先生的回应文章(这篇文章还未被发布)。我不知道这场争论还要持续多久，但我现在将从我的角度就这个事件作我个人的最后发言。
       对于别人的批评文章，我倾向于从大处着眼，肯定其积极之处，而宽容其失当之处，不穷究其错误的细节。比如，我谈到“我基本同意田畔先生批评文章中的说理部分”，我当时并不觉得特别有必要去一一指出他说理中的不当之处。因为我觉得批评应该和气，取对方正确的地方，而不必太计较于其小节。现在为说明这一点，容我将我所认为的田先生文中的不当之处略说如下
       首先，我认为田畔先生的下述评论值得商榷，“故意‘作为’的作假与‘不作为’的作假，其实只是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田畔先生的文中有这样一句：“人家批评者并没有说他是主观故意‘作假’，而他非要在这里‘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只能欲盖弥彰吗?”田畔先生说这这句话时就意味着他认为鲁品越先生是主观故意“作假”，但这既不合于他所认为的原批评者的本意，又与田畔先生本人先前的观点相违。因此这一指控既隐含着内在矛盾，又显示了其自身是意气用事下的过激行为。再次，田畔先生文中有“鲁教授那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大作是不是‘千古名篇’，自有行家评判。”以及“再说了，伟大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就可以成为我们犯错误的理由吗?”我认为这两句话显示了田畔先生实际上向坏处误读了鲁品越先生的反批评文章。鲁品越先生只是想以苏轼及赤壁赋为例说明两点．一是人有时会出错和犯错，二是我们并不因技术错误而否定作品本身的内容。鲁品越先生并无以“千古名篇”自喻之意，因此不应受到田畔先生的讽刺。其次，鲁品越先生只是以苏轼为例来争取读者对其本人出错犯错的同情性理解，而并非在推脱责任，并非在宜称“伟大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可以成为他“犯错误的理由”。因此，田畔先生在这一点上对鲁晶越先生的批评又是建立在有意无意的误读基础上。最后，在我的原文中我只是笼统地提到原“批评者在上纲上线的层面上是错怪了鲁先生”，而并没有就此进行具体的和分析性的批评。因为我原文的重点只是在批评我的导师鲁晶越先生，因此我并未对原批评者的失当之处给以足够的笔墨。原批评者暗示鲁品越先生作英文注释是因为“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该批评者当时所有的“证据”其实并不应使其得此结论，他只是把他所认为的“不少学者”的心理硬套在了鲁品越先生的头上。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断，有违于严谨的批评态度。而这种延伸的指控构成了对鲁晶越先生的额外伤害。
       我个人相信鲁品越先生的道歉和对批评的接受是真诚的。这一点从他还未发布的回应田畔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尤其看得出。在未得他允许的情况下，恕我冒昧地将其引文如下：“正是本着这种态度，我在对批评的答复中，已经郑重地‘真诚地向发现这一疏漏的这位批评者表示感谢，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道歉，向此篇文章的读者坦诚地道歉，也希望其他学者从中得到教训。’不仅如此，我还在课堂上向我所带的博士生，以及全校理科博士生坦诚地公布与承认这一错误，希望以我为鉴，引以为戒。”我个人认为，鲁品越先生之所以在他的反批评文章中反应激烈，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他过于从阴暗的角度理解了原批评者的动机。而我认为，原批评文章本身不足以支持这种解读。
       我最后想说的是，参与批评的诸方都应该尽量理解对方，并相互宽容，要多重视对方有理的地方，而不要穷究其失当之处。天地本宽，今日的意气之争，明日又有谁记得?
       作为我的最后发言，请让我在此衷心地祝愿林猕先生、田畔先生、我的导师鲁品越先生以及读者诸君心情愉快，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