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当年即被派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进修计划。1967年2月；我回到了北京。同年夏天，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临时帮忙。会议结束我一回到外交部，即被通知到我驻也门使馆工作。干部司主管同志告诉我，也门形势紧张，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前去工作；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匆匆忙忙做了出国准备，便于9月离京赴馆。从此，我迈出了外交生涯第一步。
我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谈话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
1967年11月5日，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埃里亚尼出任国家元首。这时，人们强烈预感到，也门政局更加恶化，“共和派”和“王室派”之间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门大使馆全体人员和我国援助也门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一直留在萨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国内十分了解和非常关心我们的处境及工作，接连指示，要我们密切注意形势发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气节教育，从最坏处着想，制订应变措施。
当时使馆有9位同志，懂外文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使馆惟一懂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我们人手少；任务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的生活、安全。我分担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大。这对于我这位刚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的好机会。
的确，这段生活和工作很值得回味。坦率地讲，我是在一种半清醒半朦胧的思想状况下进入角色的。一开始，虽然我对自己所面临环境的严酷程度做了一定思想准备，但对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乍一进入这枪林弹雨十的环境中，难免有些慌乱，在有些情况下不知如何应付。郑代办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负过伤，有丰富的经验。他向我介绍了很多军事知识，传授了不少经验，对我大有裨益。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战时外交工作，把“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写成座右铭，摆在床边。与此同时，我在实践中注意观察、分析、研究和总结，逐渐掌握了交战双方交火的一些迹象和规律，心里也踏实多了。
那时我驻也门使馆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地点均在平房，更无设防。使馆距萨那南部民用机场仅一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情况，看到仅距使馆1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一层弹片和砂石。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跑出门外观察情况。我走出平房门，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嗖嗖声。在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飞来，擦过我的头顶，落在离我仅半米远的地方。我顿时心中千震；好险啊！我赶紧换个较隐蔽的方向，继续观察，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原来使馆周围已经变成了战场，战场的主导权仍操在共和派手中，但有时夹有混战的场面。使馆东南面有一大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个方向射来的。使馆正门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路上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对敌炮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看了一会儿，从楼顶上下来，悄悄走到大门口，从门缝中继续观察。这时，我发现也门派往使馆的警卫正贴近大门观战，我便隔着大门问他是谁在指挥作战。他告诉我，中间一辆坦克中有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在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越发感到时局的严重性。又过了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转移阵地，周围的枪炮声也停息下来。我大着胆子走出大门外，拣了些子弹壳和空炮弹壳。我那时嗜烟如命，偌大的空炮弹壳成了我的烟灰缸，一直伴随到我离任。
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继续经受战火的洗礼。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中穿行，可说是险象丛生。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早巳把生死置之度外。
伊拉克驻也门使馆坐落在共和国宫附近，属王室武装力量重点炮击区。萨那形势恶化后，伊拉克精简了驻萨那使馆人员。王室武装力量在炮击共和国宫时常有误差，有几次击中伊拉克使馆。为此，伊馆采取了应急措施，会计等人员暂住穆哈旅馆，代办必要时到使馆办公。在该馆撤离萨那之前，夏仲成同志和我去见伊拉克代办。我们提前与他进行了联系，问他在什么地方见，他答称在使馆见。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使馆。进门后，伊拉克代办建议立即转移到穆哈旅馆，以防不测。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离开后不到5分钟，伊拉克使馆遭到重炮袭击，我们险些遇难。到达穆哈旅馆时，住在该旅馆的伊拉克使馆会计与我们紧紧拥抱，为我们死里逃生感到庆幸。
我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方，中国援也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也门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援也三个队组的安全，并不时派人下山偷袭，骚扰。几个月来，也门工人和士兵死伤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员英，勇顽强，沉着镇定，服从纪律。如遇到炮击，他们便立即疏散到厂房和宿舍楼内。炮击间歇期间，他们奋不顾身扑向施工现场，抢救财产。
我们作为使馆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们使馆人员在那里也有过这种遭遇。一次，我们开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力量开始炮击。我们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了伤亡。但炮击停后，我们发现汽车惨遭炮击，完全报废。还有一次，郑代办去我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这次炮击时间长，火力猛，范围广。郑代办和杨组长果断地组织数十名在场的中也工程技术人员隐蔽、疏散、撤离，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进行指挥。在炮击过程中，杨组长后背被弹片击中，他不下火线，稍事包扎后又与郑代办一道指挥战斗。这次炮击前后持续了3个小时。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我们仍不见郑代办回馆，并了解到纺织厂地区事态越来越严重，立即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与我们一道前去纺织厂，准备进行营救。当我们接近炮击区时，看不到炮火间断的迹象，我们只好找个土坡作掩护，像战壕里的战士一样，焦急地等待发起冲锋的时机。约中午12时30分，我们终于等到了王室武装力量炮火间歇的机会，快速奔向蒙难的战友。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萨那久困不解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与王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并逐渐趋向公开化、尖锐化。这两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
1968年8月23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近一两天内，萨那共和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乘机发起大规模攻城战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郑代办作为一馆之长，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对馆内的工作做了一下交代，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我们马不停蹄，由远而近走遍各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谈完工作已近黄昏，新华分社的同志们要留我们吃过饭再走。我们谢绝，决定立即返回使馆。刚走出新华分社门楼，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这时，我们只好退回新华分社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变成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何时能返馆和如何返馆成了一大难题。郑代办立即给使馆打电话，一方面通报了情况，另一方面表示，我们正在等待回馆的机会。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晚，双方交战又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道路已被切断，汽车无法行驶，即使强行开车，因目标太大，危险性也更大。我们决定以步代车，步行返馆。郑代办及司机老姜和我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并做了分工。我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代办居中，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走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如有险情立即卧倒，或进行隐蔽。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熄灭，但蓝天上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在地上撒下一片银辉。我们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脚下不的踏着炮弹碎片。当我们临近中国援也医疗队住地时，突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他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制的，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们的身影时，个个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桂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我立即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人。”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是萨迪格(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立即让我们通过，并派人护送我们。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使馆。
回到使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继续。我们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过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声。据了解，王室武装力量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其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制高点。在这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那天夜里，我们彻夜未眠，精神饱满地迎来了东方的曙光。郑代办吩咐我们分头与我驻萨那各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慰问。我分工与医疗队进行联系。当时医疗队分住使馆东西部两幢房子。我先到使馆西部的那栋房子，看到所有人员安然无恙，房屋也未遭破坏。接着；我又去使馆东部那栋房子，门上没安电铃，我便按老习惯敲门。我足足在门口呆了10分钟，又是用力敲门，又是大声喊叫，但无任何反应。这时，我不免犯了猜疑，莫非出了问题。于是，我绕到东墙根，一眼看到，这里的一段墙已被炮火击塌。我不费力气地越过断垣残壁，踏进院落，院内到处是破砖烂瓦和弹壳弹片。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呼叫，终于听到房内的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从北京医院来的外科医生王在同。王大夫告诉我，为抢救伤员，他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天亮前才回到住所，睡了两三个小时，不敢再睡，赶快起床。随后我又见到另外几位医生，正在烧水煮挂面。他们告诉我，医院里有很多伤病号需要紧急动手术，他们吃点饭要立即赶往医院。我望着这些医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战前，萨那仅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土，中国医疗队大部分队员分在也门其他城市。萨那告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全部撤走，中国三名医生与也门仅有的数名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全部救护任务。随着战火的继续燃烧，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加，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姆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在正常情况下，我援也医疗队一般由辽宁省选派。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情况下，严重的派性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正常进行。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由实行军管的北京医院立即组建援也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萨那。北京医院的这支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由于萨那机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久久盘旋，终于寻找到炮火袭击的间隙时间强行降落。他们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我们不仅要加倍工作，而且要做好抗暴准备。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读报纸、听广播、翻译各种材料，每天工作都在12—14小时。使馆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夜班。由于使馆人手不够，便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协助。每晚6时半到次日清晨6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当时我们一个人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匆匆吃过晚饭，便立即参加值夜班，我们把它称之为“夜以继日”。有时刚值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便连续工作，我们便把它称之为“日以继夜”。那时候，我们驻外使领馆每个人员的国外津贴为39元人民币。我们值夜班时，使馆因物资匮乏，无法提供可口的夜餐。长达12小时的夜班巡逻确实难熬，特别到下半夜，我们的处境可谓饥寒交迫。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夜班的同志共同享受一下。如果一个月轮上几次值夜班，全月的津贴变得人不敷出，只好借钱。夏仲成同志告诉我，他当时也成了债务—人。萨那形势好转后，我们才逐渐还清了自己的债务。
萨那被困后，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几个月，我们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的危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到也门经济部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由于陆路和空中交通均被卡断，我们几个月收不到家中来信。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萨那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由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又是留在萨那的惟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日增，中也友谊继续发展。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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