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自严复翻译《天演论》(1898)，总结出"信、达、雅"以来，翻译家评判译文优劣，规矩总是这三个字，可见其在翻译界一统天下的地位。时至今日，人声鼎沸的中国译坛已是奇谈迭出，猛将如云，有建造通天宝塔的，有拆除语言篱笆的，有主张"异化"的，有赞成"归化"的，有在细微处提炼原文精华的，有在宏观处把握译文质量的，翻译学者们乘全球化之长风，正孜孜不倦地建造着所谓中国的"翻译学"。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信、达、雅"却很少再听到。原来翻译领域已今非昔比，百花齐放，并无绝对的声音。不同的理论，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甚嚣尘上，严老夫子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叹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
       谈翻译，当然要谈眼前这万木皆春的景象，但也不能忘了正是那"沉舟"、"病树"在中国译坛独撑了近八十年，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养料与指南。如果我们将这传统的译论放到现代翻译话语中重新认识，也许仍可以让老"三字经"焕发青春呢！
       "信"，就是要把原文的意思说出来。"达"，是文字表达要通顺易懂。至于"雅"，当然就是文雅。只要不深究，严复这翻译标准应该说还挺管用，因为基本上概括了翻译的原则，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谓言简意赅。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内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人说，一个"信"就已足够，因为如果不"达"，译文难道还能"信"吗？啰啰嗦嗦之中还有什么"信"可言。有人还说，原文不"雅"译文怎么能雅？并认为"雅"只是风格的一种，不该作为翻译的标准。一百年来人们对严复的"信达雅"评说不断，莫衷一是，不少都说在点子上，说明严复的标准经不起严格推敲。虽然各派众说纷纭，基本都能接受翻译以"信"为主的提法。问题是"信"字也不很容易把握。"信"是要把原文的意思说出来，可原文的意思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原文的思想、内容，甚至形式都可能参与构成"意义"。所以在翻译学者那里，"信达雅"已被阐释又阐释，但却依然是朦胧模糊。
       尽管如此，"信达雅"这个标准毕竟屹立了八十年。这期间，当然也出现过其他有影响的翻译标准，如翻译家傅雷五十年代提出"神似"论，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字上要求用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钱钟书六十年代提出"化境"论，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精变成另一国文字，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达到了"化"境。以后还有不少人围绕"信达雅"制定过一些其他类似标准，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当然，在翻译实践中，社会对外界信息的需求绝不会被一个学者在书斋里定出的标准限制住。正如孙致礼所说，"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当时，小说被选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
       总结中国翻译的诸多理论标准，我以为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大多数标准均强调以目的语为依归，即较强调"归化"的译法。二是标准本身均较含混，经不起论证分析。由于第一点，中国翻译界在方法上势必多赞成"意译"，而较冷落"直译"。如此，原本可以看成是中性的"意译"和"直译"，在传统中国翻译界看来反有了几分褒贬之意，如一般人在评论他认为不太好的翻译时会说"这是直译"，相反，称赞别人译得好时，会说"这是意译"。结果偏重归化便成了中国翻译界一贯的传统。虽然间或也出现过异己的声音，如五四后一段时期，鲁迅等就主张直译，甚至小成气候。但那实际是白话把古文赶出历史舞台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过火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翻译策略势必被纠正过来。因此总体上看，偏重意译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明确总结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百年的文学翻译是以归化为主调。
       第二个特色是中国翻译标准均较含混。这一点恰好反映出传统中国文化较偏重宏观把握的特色。"信达雅"、"神似"、"化境"，一个比一个玄，很难进一步分析求证。但有一点应该指出，含混与否也是相对的，且与社会总体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关。没有接触现代科学熏陶的早期西方翻译理论与当今西方翻译理论相比也显得较含混模糊，同样可能经不起分析论证。换句话说，中国翻译理论重视"浑然天成"的特点既有空间的因素(东西文化本质之别)，也有时间的因素(前现代与现代之分)。
       这一局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开放，翻译活动越来越重要，范围扩大数量增加的同时，对于翻译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人们亟待更有效的理论来指导翻译活动；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渴望了解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人类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翻译理论风云际会，长驱直入，直抵中华大地。在"信达雅"的"圈套"中鬼打墙似地转悠了几十年的中国翻译研究者，一下子面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目不暇接，甚至显得有些盲从。在这西风劲吹的过程中，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现代化建设功勋卓著。他就是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奈达是美国人，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比如Yourguessisasgoodasmine，若要求文字对应，应该译成"你的猜测和我的一样好"，但这根本不是原本意思；若求功能对等，可以译成"我和你一样不知道"。再比如有人见了公共场所的告示"WetPaint！"便根据表面的文字译成"湿漆"，但汉语功能上与其对等的说法应是"油漆未干"。大家也许感到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在"信达雅"的指导下，不也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但奈达有更具体的内容解释论证这套理论。他动用了早期转换生成语法中"核心句"的概念，打破了传统句法的束缚，使用更能反映词与词深层关系的分词法，彻底抛弃了传统语法中词性(partsofspeech)对译者的禁锢；使用符号同构现象解释翻译中表面的差异，可能恰恰是深层的一致。换句话说，一个符号从一个体系搬到另一个体系中，保留原貌，虽然表面看忠于了原有符号，实际上可能恰恰背叛了它。将2从2-4-8这一体系中拿出来，放到16-32-64这个体系中，就应该将2改成16，因为在后一体系中能真实反映2在原来体系中价值的恰恰是16。这样，奈达建立起了一套强调目的语，或言强调"归化"译法的理论。八十年代关注过翻译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奈达"几乎是翻译研究人员挂在嘴边的常用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国际译坛称为"翻译理论之父"的大学者，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多次来中国的各个城市参加中国学者组织的会议或讨论，成为中国不少学者的良师益友。
       我们比较一下"功能对等"和"信达雅"等中国翻译标准，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有殊途同归之妙。尽管奈达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使用了语言学、符号学等概念，但得出的结论和"信达雅"、"神似"、"化境"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在表述的角度和方法上完全不同，一个宏观把握，一个微观求证，但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基本上是把译者引往相同方向。奈达的理论有其不严密之处，后来招致不少批评，主要是认为他的理论太宽松，容易忽略原文语言文化的特色。如根据奈达的理论，有些文化中男子见面时要亲面颊，西方文化在同样场合却是握手。因此可以说，亲面颊这一符号的功能对等物就是握手。但握手和亲面颊之间显然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这么一对等，一归化，不就抹掉了原文的文化特色了吗？
       奈达本人年近九十，虽然仍不断努力，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促进语言文化的交流"老骥伏枥"，但西方翻译理论的主旋律己不再是"功能对等"。法、德、英、美、俄国的新人物、新理论层出不穷。有的被称为语言学派，有的被称为交际学派，有的被称为符号学派，有的较重实际，有的更重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的一些学者，以他们为核心创造出的多系统理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但最近一段时期，翻译理论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批主张靠近原文的异化派学者，有时也被称为文化建设翻译学派，其核心人物是苏珊·巴斯纳特、安德烈·拉斐维尔、劳伦斯·韦努蒂等。在归化译法统治译坛多年后，他们提出的异化译法甚至可以说已成气候。一部分主张异化的学者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得出结论。他们大都认为，文学的很多文体、艺术特征都在结构形式中存活。归化译法势必将这些原文的特点给抹煞掉。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中一些学者所关心的并不主要是"艺术"，他们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更向原文靠拢的异化译法和更向目的语靠拢的归化译法，在我看来基本是我们传统翻译理论中"直译"和"意译"的现代翻版。但韦努蒂主要并非斤斤计较于艺术的准确与否，他借翻译为由，喊出的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声讨。他说美国翻译界由于深受功能对等的影响，在将弱势语言译成英文时，往往无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在一路归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本本用流畅的英文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剥夺了读者欣赏异国文化的权利。这实际是将英文的强势文化强加给弱势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这一派学者多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扩大翻译作为纯语言活动的意义，更强调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他们看来，从材料的选择开始，翻译始终涉及社会、文化这些大问题。
       无可否认，这派学者确实提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我仍然感到他们把这个题目的文章做得太大了，有时甚至过于政治化，而且缺乏普适性。就拿韦努蒂的文化帝国主义论来说，他给出的例证确实支持了他的立论，但只要我们将讨论的语种换一下，如讨论如何将英文译成中文，那么主张异化的方法恰恰使得强势文化借翻译溜进了弱势文化。相反，主张归化的译法反倒有利于保留汉语的特色。此外，在翻译一篇文学作品时，异化或归化的总比例，每次异化或归化中"异"或"归"的程度，都无法简单地用这类两值取向的标准规范起来。要保留多少原文的成分才称得上是异化译法？又要保留多少目的语的特征才算是归化译法？翻译研究使用两值取向的概念当然无可厚非，因为人类无法对零散无序的现实加以描述，所以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都需要人为地设立一些只可以用作大概描述，却无法准确概括现实的术语、概念，借助它们展开讨论。这些概念有时是多值取向的，有时则是两值取向的。在我看来，由于翻译这项活动异常复杂，因此它是文科领域中最不易用对错好坏裁断的学科。一个归化，一个异化岂能描写翻译于万一。所以概念尽管用，却也不必太顶真，那些两值取向的概念并不十分靠得住。西方学者用异化的概念来讨论欧洲语言间的翻译，也许尚可接受，但当译者将英文字母转换成汉语的方块字时，他基本上抽掉了原文的精灵，异化的核心与基底就被釜底抽薪了。剩下的语音结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乃至篇章结构，又受到可读性的诸多限制，译者到底还能有多少真正异化的自由？译者毕竟是在用汉语翻译，就算勉强在译文中穿插一些译者认为属于具有原文特征的表达法，创造出的译文仍旧是既不像源语，也不像目标语的四不像，缺乏原文所有的整体效果。即便是那些勉为其难硬放进去的所谓"异化"译法，也常常打了折扣。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很多所谓过度归化，应该异化的例子，实际是对原文理解有误，或是根本属于文体不当一类的问题。译者还不如在理解上下功夫，或借助文体学方面的知识去解决。有鉴于此，如果一定要我"表态"的话，我也许只能选择"归化"为我略感认同的一方。
       做这样的选择当前更显必要。首先，上面谈论的大多是文学翻译。中国二十世纪的主要翻译研究活动仍然是以文学为基础。到了二十一世纪，非文学翻译在数量上已经大大增加，急需建立一套能指导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非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文学中的很不相同。虽然我们在技术用语等翻译上不得不"异化"，但以异化作为总的翻译原则，只能造成译文晦涩难懂，影响内容的传达，信息的交流。如果传达原文语言文化的形式是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翻译中保留作者的语言文体特点十分必要，那么在非文学翻译中保留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的做法就很值得怀疑。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象征、比喻说法比比皆是，但它们的文学价值大小不一，文化价值更是鱼龙混杂，有些表达如系语言体系中的陈腐用语，不一定非要保留在译文中不可。况且就算某个比喻对了解源语文化十分重要，仍然有一个可接受性的问题。加之局部比喻的异化移植和整篇文章的总体效果还有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异化译法的价值仍有待探讨。要让读者了解异邦文化，应有其他可采用的办法。从翻译文字中了解来的世界，往往与真实的世界差距甚大，不敢保证这种认识一定会促进了解，而不是加深误解。更贴切的了解最好还是读原文，而真正刻骨铭心的领悟恐怕少不了实地考察异域文化。另外，异化译法的支持者在理论上仍然有不少工作要做。钱钟书曾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将此语奉为圭臬，但异化译法的支持者仍然有待在理论上拿出更能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前盛行的全球化也是翻译研究者要考虑的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无法用短短几句话讲清楚。全球化是活生生的现实，谁都回避不了。九十年代起，以政治民主化为理念，以经济全球化为前导，以牛仔裤、麦当劳、可口可乐为过河小卒的西方文化，在好莱坞喧天锣鼓的助威声中，长驱直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因特网的普及更加强了英文对中文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留中国语言本身的特征就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假如说在五四时期，西化译法曾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化，可视为正面的影响，那么当前我们是否更应该注意一下异化译法的负面影响呢？
       说起全球化，自然会联想到"巴比塔"，或称"通天塔"。不少翻译学者们都喜欢借用《圣经》中的这个比喻，将翻译工作者称为是通天塔的建造者，进而认为世界大同是人类的方向。但是《圣经》中通天塔的真谛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因为保留人类多元的语言文化格局是人类可以存在下去的先决条件。简简单单一句走向世界大同，是毫无意义的。在我看来，人类的目标主要是避免真枪实弹的战争，并在实用领域促成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其他方面不大同更好。从长程的历史来看，我们目前经历的全球化也只是大历史中的小"插曲"，它何时收场我们不得而知，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新的历史格局出现时，全球化将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全球各个地方存在的个个单一的文化形态却将永世长存(前提是地球不毁灭)。从这个角度看，更有利于本土语言文化的翻译策略就更应该提倡。
       有些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应是异化为主导。过去曾经出现过不少较偏向目的语，较照顾读者的优秀译本(如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先生翻译的不少作品，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杨必女士翻译的《名利场》等)，而较偏向原文，较迁就原作者的译文常常不容易获得读者的赞同。我们期待能出现一些较倾向原文的翻译作品，至于说它们能否被称为是异化的代表作，那还要看翻译中具体的处理方法。所谓的"异化"译法应该有它存在的一席之地，但是否应该将异化作为一种翻译的总方向加以提倡，还有待认真考虑。首先必须界定，要异到什么地步才可称之为货真价实的异化。抛开那些人为树立起来的学术概念与禁锢，以英译汉为例，翻译的实际策略我看应该是双管齐下，该归化且能归化时归化，该异化且能异化时异化，归化的程度因语境而异，异化的深浅随场合而定。由于译文必须用方块字，由于译文还得让人看懂，所以"异化"为主这一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
       从严复的"信达雅"开始，一路走来，在东西翻译理论的路上寻幽探宝，使我想起辜正坤教授的两句诗："学窥来复东西路，思接回环今古流"。我们祝愿周旋在语言间的学者们承前启后，中外并重，不仅研究出指导翻译实践的具体方略，也能感悟到这一跨语言活动的深刻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