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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对于日本哲学，我个人的评价一向不高。因为我总是觉得，虽然它们像任何一款日本制造的机电产品一样在细节上无可挑剔，但却缺乏足够的原创性和思辨力度，而这些正是一种哲学能够宣称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因此进入哲学史的神圣殿堂的资格所在。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我就更不敢恭维了--在搞教条主义这个方面，恐怕连前苏联学者都要自叹弗如！可现在，在接触了广松涉的哲学之后，我要说，我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些许转变。按照我个人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广松哲学可能是二十世纪日本哲学、特别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最高程度，这一高度在当今中国理论界还罕有人能企及；不管对于他的具体理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国内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们都有必要对照广松涉的行止，去再审我们对于哲学这个神圣字眼的理解，去反思我们的哲学实践。
       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问题，人人都曾有成为哲学家的冲动，这可以说是我们源于童年经验的一种基本需要。但在我们这里，哲学在很多时候，不仅远离大众的生活，而且为自己赢得了一项恶名：哲学就是"搞政治"！这肯定不是大众的过错，谁让我们的哲学家们不是躲在"洋"象牙塔或"土"象牙塔中，就是忙着为这种或那种言论寻找所谓的理论依据，而拒绝解答大众在哲学层面的疑惑。福柯说，权力是连续的。这表明哲学家难以摆脱权力和利欲等的束缚，去真正自由地思想，但这决不应成为哲学沦为某种附庸的理由。作为哲学历史上的一种全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批判，它的理想就是像苏格拉底的牛虻一样不断地促进社会向着更完善的状态发展，而不是成为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之趋炎附势的吹捧者。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广松涉自觉地选择了一种"异端"立场，数十年间始终坚持与日共哲学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么做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广松涉来说，其代价是日共的不认同，乃至敌视；然而，最终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赢得国际性声望并使之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却正是广松涉。哲学应当追求什么，是权力的认可，还是历史的认可？对此，广松涉做出了一种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选择。
       据说，在广松涉去世后，广松哲学的影响逐步减退。从现象上看，这是后现代思潮在日本不断拓殖的一个结果。但我现在要问，如果广松涉还活着，这种减退还会发生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综观广松哲学的发展历程，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理论的开放性和针对性，换言之，也就是与一般知识界乃至大众的理论兴趣保持高度的对话性。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广松涉活着，他就一定会像当年对待相对论和存在哲学那样，在深入研究、充分汲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的世界观"并提出自己的后现代观，而不是像他的一些学生那样，抱残守缺式地去论证广松哲学与后现代的相应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应当特别惭愧：从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存在哲学、现象学到如今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口号中，我们有哪一次真的汲取了他者的合理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二十年来基本没有改变的哲学教科书就可以了。我们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辩证"姿态其实与二战中侵占南斯拉夫的德军巡逻兵颇有些相似之处：先开枪，后问是干什么的。既然辩证法的另一方已经死了，那么，辩证法自然就只能是我的左手和右手的辩证法了。可要是我们能够与大众所关注的他者进行真正的辩证对话，那我们的自然辩证法还会被理科学生讽刺为自然变戏法、我们的大学哲学课堂还会成为公共英语自修教室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中国的尴尬境遇归根到底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正如《圣经》所说，击伤的是它、疗伤的也是它。真正能够挽救哲学的声誉的只是哲学自身。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直面现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得以复兴的不二选择。
       同样是直面现实，哲学的方式和文学的方式自然应有所不同的：作为傍晚才起飞的猫头鹰，哲学当然要比报晓的雄鸡更加睿智、深刻和全面。哲学家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面对让人慷慨激昂的现实，我们需要首先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对于像中国和日本这样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然而在现代化问题上又相对落后于西方的东亚国家而言，这种准备既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与借鉴，更蕴涵了对民族的哲学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在这个问题上，广松涉似乎比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做得都要好些。也许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的凌辱太深，因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容易走极端，要么在各种"新某学"的旗帜下彻底回到传统，渴望传统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要么全盘西化，以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哲学殿堂中重新获得一席之地。广松涉则不然，在遍阅西方当代经典、攀登到时代思想的最前沿之后，他重新回到传统中去，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哲学为逻辑中轴，广泛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现代的、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广松哲学。用后殖民理论相当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广松哲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全球思考、地方实践"。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它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就此，马克思哲学为我们理解现时代提供了一个似乎陈旧然而却不可替代的理论范式，这就决定了任何可能具有现实性的哲学都必须像德里达那样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继承马克思的遗产；虽然西方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所刻画的那个时代及其思想边界，但它们对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反思，不首先继承它们的理论成果，我们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我们当下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民族性或地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脱离时代提供给我们的现实历史条件(传统)去创造历史，我们只有在传统中并依赖这些传统去创造全新的历史，这也就决定了具有现实性的哲学只能扎根民族文化、并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去创造、提取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广松哲学的成功实践观之，我们应当感到惭愧的是：我泱泱中华至今还没有产生出时代性与民族性完整统一的新哲学来。
       中国、日本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衣带水的邻国，我们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中华文明的输入，还不知道日本今天会是什么样呢，但日中之间的文化反哺现象却也屡屡发生。以佛教为例，日本的佛教源于中国，但今天中国人研究佛经的标准版本却是日本人编撰的《大正藏》，正是这个版本的《大藏经》极大地促进了汉土佛教研究的复兴和科学化。至于日本的传统哲学，大约也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某些源头。如今出现了一个广松涉，这是否意味着日中之间又一次文化反哺即将出现？如果真的是这样，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