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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和改良一直是近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争论热点。革命背后燃烧着的激情和改良下面积淀着的厚重，孰对孰错，谁更可爱？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处在空前强大的主流话语控制之下，改良从未得到过它应该有的名分，革命成为诠释进步的惟一途径。这种情况持续到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史学界才渐渐地从禁锢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问题，李泽厚、萧功秦等诸位先生先后有过不同以往的开创性见解，而马勇先生的近著《超越革命和改良》可以说是对于这一问题十余年反思的一种延续和总结。
       晚清的悲怆和民初的混乱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最严重的危机，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心灵史上最难以平复的一道疤痕，谁是造成这道疤痕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历史学家有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曾经，我们几乎是不容置否地认定：列强的压制和守旧势力的阻挠是中国现代化步履蹒跚的惟一原因。在本书中马勇先生将这种评价体系置于中国现代化这一整体的历史过程之中。他的观点是：在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各种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合理性，我们没有权力也不可能用种种意识形态话语遮蔽下的预设理论来臧否人物或品评功过。根据这一历史观，马先生对于上个世纪更迭前后的那些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做出新的估计。“由于近代中国毕竟是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近代中国人的心理调适、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都使得当时的中国无法从容地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P2）。所以，我们毋须怀疑当时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甚至包括保守派）对于祖国强盛的热切渴望，只不过他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由于自身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制约，才使得他们的指导思想陷入了种种误区。这些思想上的误区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呈现出一种在摇摆中前进的特别现象，即在前进一大步之后，又急遽的后退，如此反复，但终究还是在前进着。几个主要的思想误区如下：
       民族主义的误区：士人们奉汉族为正朔的文化情感倾向是出自心底的。尽管早在清兵入关的当年，满人的铁骑和弯刀便压服了汉族士人的反抗，但是在两百多年的所谓承平盛世之中，“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却一直是汉族士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满汉之间的心理芥蒂终清一代都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产生的重要心理根源。如此情形一直延续到晚清时节，咸同以降，国力渐衰、人心浮动的局面更使得这种不稳定产生的频率和剧烈程度日益加大。相反，作为权力主体的满清贵族们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在分析戊戌维新的失败时，马勇先生在书中对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重视。该书论述，尽管维新派从未有过谋取满人江山的念头，但是由于处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之中，维新派所采取的任何有损于满人利益的措施都成为了满人下手清除维新派的口实。如果说维新的失败，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起了一种潜在的破坏作用的话，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则主动地擎起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大旗。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民族主义便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唤起了全体国人救亡图存的勇气，另一方面，则使得本已在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狭隘民族复仇心态来了一次总的迸发。正如书中所说，“此时的满汉冲突已不具有原来的民族斗争的意味，但也很明显，冲突的双方基于强烈的民族印记和民族主义情结互以对方为假想敌”（P23）。维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直接源于外国列强的欺凌与入侵，它的最强烈的心理驱力则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强和报仇雪恨心态。正因为如此，维新派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种正常的坦然的心态面对他们既要效仿又要竞争的对象。在维新的过程中，外国的力量并未成为维新派的助力，相反列强在维新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摇摆和暧昧却为慈禧放手政变提供了契机。最后的结论是：维新派在处理内外的关系上都走入了民族主义的误区（尽管有时候完全出自无意），这可以说是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
       民主理想的误区：民主作为一种西方的政治理念对于近代中国的先进士人来说，具有相当美妙的吸引力。但是在政治运作中，民主常常被曲解地赋予各式各样的含义。在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眼中，民主往往是和中国古代的诸如“为民做主”、“大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在戊戌维新派的眼中，民主便意味着“开议院”，伸民权；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眼中，民主的代名词就是共和，君权和皇权都意味着对于民主的反动。按照作者的理解，中国遽然由洋务而维新又由维新而革命，其实是一种基于焦虑和浮躁心态之上的政治大跃进。因为“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如果不顾中国的国情以及固有的文化传统，不试图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谋求阶段性的发展”（P73），而期望革命的速成，这样做的后果无疑会事与愿违。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从自然的历史过程发展出来的，而是在外力的逼迫下促成的，因此，在新旧消长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民众心理的震荡和社会机制的失序。面对这种情况，时人感叹说：“前三年思想，以为立宪不成，犹可革命，今革命矣”，而四顾天下，“实无可强自慰藉勉为希望之处。”
       故而，尽管那些先进的士人们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预设进行目标追求时所依赖的模式过于苛刻和理想化，导致的后果是“播下了龙种，却收到了跳蚤”，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欺骗着这些真诚的政治精英们。最后，作者总结了这种民主理想主义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我们除了要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更要学会容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完美性，相信这些缺陷和不完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既然历史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暂时的存在的基础和条件，那么，随着基础和条件的改变，它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退出历史舞台呢？”（P93）
       启蒙心态的误区：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陷入启蒙心态的误区，是作者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作者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学术和政治不分的思维传统，这种传统思想的根源是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社会里，“治国平天下”的参政意识历来便是文人士大夫们的专利，“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总以为自己所事之学系天下之安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往往成为了政治功利的附庸品。学术理念和政治实践的结合是那么的紧密，以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专业人员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自古以来，中国便有官和吏的分野，低级的胥吏执行政治事务具体的操作，高级的官员则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规划政治蓝图的任务，而作为后备官员的文人（知识分子）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政治心理势能，时刻不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种强大的政治心理势能一旦为特殊政治氛围下的感性冲动所主宰，便会使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蒙上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近代中国的大舞台上经常在美妙的爱国口号掩盖之下演出的法律和秩序为激情所冲破的悲剧，其后果是给我们这个本已步履维艰的民族身上再添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同样的道理，五四的启蒙者们虽然怀着改造中国的良好愿望，却始终摆脱不了萦绕心底的救世主心态，“因而在客观效果上往往可能是假借科学与民主的名义而行一种新的文化独裁之实”（P165）。
       其实，启蒙心态对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最大的功效在于唤起广大社会成员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但是，光有责任感是绝对不够的，理念并不等于实践而情感取代不了理性。如同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淡化参与意识”，同时亦需要“化解启蒙心态”，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感，而是认识到责任感之后却忘却了自己的本分和职守。
       （《超越革命与改良》，马勇著，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