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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一部自然科学史是人们对自然提出疑问、寻找答案的历史，那么一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史，就是对于人类自身、对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诘问和解惑的历史，也是代表了人类思维能力所获得的成就——思想，萌生、发展、成熟的历史。科林伍德(Robin Ceorge Collingwood)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也许并不仅仅包括历史学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这些往事都在不断闪现、复苏，我们的信仰观念、生活状态、思维方式不可避免继承着前人的思考，并不断添加着自己的痕迹。从某个意义来说，思想史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并且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历史学家的创作活动，使历史的美感重现，是人们得以把历史的美感和审美联结起来的惟一中介。是历史学家心智的记录、心灵的投影、心态的流露和心胸的坦布。”（《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者李良玉先生在文中不无骄傲地说。是的，历史学家们在与我们一起体味着心灵往事的同时，更为我们奉献着思想之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面对的是大量的文献、艺术品、礼器、陶片、日常器物、乃至建筑等等历史的碎片，它们复杂、混乱，甚至矛盾、残缺。历史有时仿佛是凋零在秋风中最后的那朵玫瑰，时光流逝，动人的姿态已无处可寻，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就越多，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历史学家通过艰苦的调查、记录、整理、研究，来探究、观照和再现过去，为我们呈现出最美丽的思想的精魄。
       近现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显得格外残酷与激烈。儒学道统的彻底崩溃，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的剧烈转变，习惯于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无所依傍，甚至连人们借以表达思想的传统语言文字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这短短一两百年间，中国人的思想经历着不断的突进与断裂，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不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反映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精神不断回应时代狂潮的思想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心态，这些都吸引着很多思想史研究学者追忆和再现这段历史，李良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中华民国史；主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著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对于历史的解读、思想的价值评判应当是一种多样化的选择，思想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观念，它除了语言文字的障碍之外，拥有绝对的品格。它的理性来自于被评判者的合理性、评判的公正性和现实生活的时代性的统一。历史包括思想史，本身并不彰显，在我们曾经的生活中，也许没有发生过令人激动的事件，没有出现过令人景仰的人物，就被我们的记忆筛掉了，成了被记忆遗忘的角落，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时间中，而由书籍、文物、遗迹构筑的历史，却总是被当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着，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的历史翻检出来，不断地“翻修”与“涂改”，那么历史学者所能为我们提供的将是尽可能多的碎片、尽可能详细的个人判断、尽可能公正的解读，为我们拼贴出尽可能真实、完整的回忆提供可信的帮助。
       李良玉先生在《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一文中，界定思想史包括五类内容：科学人文、宗教思想与哲学、政治思想、民众意识与思想、其他专题思想。中间特别提到民众意识与思想。这与当前强调民族、性别、民众的文化史研究思潮相吻合，与葛兆光先生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提法也有着神似之处。法国的年鉴学派将传统的历史定义为事件的历史，纷繁的历史事件与英雄如同潜流所掀起的泡沫，短暂、迅速、充满表面的喧嚣，往往只是瞬时的扰动，而沉默的潜流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它的方向只有通过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把握，“只有联系这种缓慢变动的历史背景，全部历史才能从它的基础上得到重新思考。只有面对这几乎静止的地心深处，历史时间的所有地层，成千上万的片段才构成可以理解的形式，它是所有一切的引力中心”（布罗代尔），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潜流及引力中心呢？葛兆光先生提出在人们生活的时间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和历史过程。李良玉先生则将目光投诸具有开放性、世俗性、持久性为特征的民众意识与思想之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文字资料、民间传统风俗、考古器物、建筑古迹等等依稀拓印着人类历史活动的概貌。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未必一定有一个清晰地延续的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演进着，整体研究不仅符合具体“事实”的归纳，更重要的还包含有对隐含的、深层的结构的洞察，以及艰难的理论思辨。
       时间的流逝把丰富的历史和复杂的心境渐渐过滤成了单一的文本，使历史与读者之间仿佛加上一层模糊的玻璃，有了一种“疏离感”，人们不能再直接感受历史，历史变成了一幕幕上演的戏文或小说。其实，无论历史做出哪一种选择都是那么矛盾与徘徊，对历史的阐释无论哪一种都显得单一与浅薄，那些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被有心人回忆出来，就会再度复活并滋生膨胀，成为生长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美丽玫瑰。人们总是发掘自己的记忆来编纂历史著作，而问题在于，人们的记忆又常常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筛选时间和人物的，这种标准和价值也许并不见得那么永恒和正确。
       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一方面得益于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年鉴学派的一些观念如注意“长时间”的历史描述、注意社会生活史的现场重构，福柯关于知识谱系的考古学方法，以及他关于医疗、监狱、精神病院、性的个案研究对于知识史的透视，都使得思想史的视角与写法有了改变。也正是基于此，思想史的研究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自1977年以来对于近当代思想文化的思考与研究的论文39篇，3篇未刊，对于他个人的思想轨迹本身就有着一定的思想史价值，这是一个研究思想史的知识分子在近三十年中所阐发的真实言论。
       鲁宾逊在《新史学》中说：“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吧。书中一篇《学术评语选》，辑录了作者1993～2000年中为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及送审作品所写的评语，阅读中，一方面可体会到作者园丁生涯的艰辛与骄傲，另一方面，是否也可将其看作是一种轨迹，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追寻来源于岁月深处的永恒的美与魅力的轨迹。
       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弗尔曾经诗意盎然、充满激情地这样说过：“历史不应再是一片沉睡的墓地，只有阴谋诡计在那里出没无常。历史学家们充满战斗渴望，他们身上披着硝烟，染着妖魔鬼怪的血迹，必须冲进公主长眠的古老沉寂的宫殿，打开窗户，点亮烛台，让这世界恢复声息，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沸腾充沛的生命力，去唤醒在沉睡的公主身上已终止的生命。”
       是的，历史也需要梦想，需要激情，需要美。
       （《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李良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