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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泽尔·齐夫（LARZER ZIFF）的《1890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1988年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恐怕是语境不同的原因，大家仍喜欢去找常规的“美国文学史”去读。然而，也编《美国文学史》的斯皮勒（ROBERT E·SPILLER）却说：“这是写得最好的文学史。”赫尔方（MICHAEL HELFAND）认为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美国文学的路数其实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其特点是与“雅驯诗歌和现实主义小说一刀两断”。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认为美国社会与美国有创造力的人是势不两立的。“他了解发生这类悲剧的原因，也知道怎样才能改造美国，以创造出一种较好的，较富于人性的文化。”美国生活的商品化使文化显得无用。美国从新英格兰式的田园农场国家成为工业化国家，1895年人口翻番。富裕的文人在文化的理想境界里找避身之所，“一方面可以藉此逃避农村生活的艰苦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异常迅速而丑恶地发展着的城市社会。”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美国有“人类集体的激荡而野蛮的天才”，没有什么能表现这种文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文人摈弃雅驯传统，“在这崭新而瞬息万变的美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基础上另行发展出一套语言和题材”（齐夫语）。
       这个理想到“大萧条”岁月成了激进的理想，佩尔斯（RICHARD H·PELLS)因此给他的“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研究起名为《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此书也收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写序推荐的也是赫尔方，他在序里引佩尔斯的话说：“我认为三十年代（二十世纪美国——引者）的知识分子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复杂的，但对社会理论又都是仇视的，在艺术上主张实验，但同时又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对美国的传统理想既持批判态度，又予以支持。”难能可贵的是，美国文化领域的批评家这时已经“把人民的整个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了。佩尔斯还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这是美国文化研究近年的热点。美国大众文化“取悦最大多数读者和观众并适应最普遍的价值标准”。赫尔方认为佩尔斯对三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分析有一方面颇堪玩味，那就是：“即使在激进主义年代，美国也是保守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评论家所说的程度。”
       本文向读者介绍的第三本书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写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中文本也是赫尔方的序（本文的精髓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也是“美国文学史论译丛”的一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并非严格按年代划分”，它从五十年代后期延续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一个早已变化多端的美国社会产生极化与分裂”。美国的知识分子于是提出疑问：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美国文化和民众个人是否能有根本的变革。
       迪克斯坦把美国文化的六十年代视为“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时期”，同时也指出其失败之处。赫尔方援引拉希的话说，迪克斯坦的谨慎态度使他对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失败之处的分析“超过了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六十年代的评论著作，向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LIONEL TRILLING和迪克斯坦都强调思想和文学在形成美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TRILLING眼里，“思想和传播思想的艺术是至关重要的。作家、批评家和教师在建立和保持一种文化辩证法中起到重大作用。”迪克斯坦之流的美国左翼自由派沿袭“学术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文化里的对抗作用。赫尔方因此认为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与历史态度和政治实践相互矛盾。而迪克斯坦自己则认为他的批评方法“克服了社会意义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惟有研究美国重要作品的艺术形式特征，才能获得美国文化的知识。“六十年代的巨大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研究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通过分析人们的实际思想和社会经历，并研究他们阅读的作家，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个社会现象”。赫尔方认为迪克斯坦是派性十足的文化批评家，保持着传统的职业习惯和基本观念，“并且无法根据他本人的主观经历发展客观的文化批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文化研究偏爱先锋派和严肃艺术，贬低或忽视当代大众艺术。这种情况六十年代后有所改观，今天的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热潮发端于这一时期。
       纽约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对美国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对抗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对“美国文化进行的新解释的确代表了思想史中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使新左派的独特政治风格理想化，并鼓励了‘嬉皮士’和‘颓废派’亚文化群的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和觉悟”。麦克卢汉说美国小说在六十年代“失去了意义和影响”，迪克斯坦则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表达了人民大众对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不满、愤慨或嘲笑，这正是对抗文化的主题。”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与“对抗文化”结为一体，摇滚乐现象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目标。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成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