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拟定这个题目，迟迟不曾动笔。过去写过几篇类似文章，所谈都是我在思想或艺术上对某些作家的认同，所以特地标明“与我”二字；文章里面虽然不大讲到自己，却多少也有自述意味。从这一点考虑，最该写的就是《周作人与我》了，——我读此老著作最多，又自己动手整理出版过不少；彼此之间既是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又是作者与作者的关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写来很不容易：强调相同之处，近乎攀附；强调不同之处，又显得自大。一番斟酌之后，索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知我罪我，悉听尊便好了。
关于周作人，论家都讲一言难尽，现在缩小到“与我”之内，只讲两点，即“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与我”和“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与我”。我小时候便爱好文学，练习写过诗和小说，惟独对于散文，很晚才予以关注。偶然读到知堂的几本书，我明白过来此前自己所接受的那些流行观念都是错的，照那样子去写，只会把文章写坏了。我由此悟得与此不同的文章写法，归结为一点，即作者行文时非对象化的态度。周氏写过一篇《谈文章》，文章不长，所论至为精辟，可谓毕生总结。这里不复据引，另举一例以为说明。《庄子·徐无鬼》有云：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助其色，去乐辞显，三年而国人称之。
唐宋八大家以降，多少人写文章无非都是“见巧乎王”、“以汝色骄人”，一味在那儿渲染作态，生怕读者不予留意。我写《樗下读庄》，对此解释道：“庖丁（《养生主》）的对象除了所解的牛之外没有别的，佝偻者（《达生》）也是‘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如果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是做给什么人看的话，那就是个丑角的形象了。自然状态首先就是无对象的状态，道的境界是无人之境。‘无以汝色骄人哉’也是针对这一点说的，关键是无论在什么行为中，既不要有个‘汝’在，也不要有个‘人’在。自然性与表演性是不相容的，对象化就是社会化。”说来这事情最简单不过，写文章自不例外；可是只有到了周作人这儿，才在散文美学观念和写作实践中得到真正解决。我明白这个道理，开始写自家的东西；若说在这一点上受到他的影响，那我是老实承认的。
当然古往今来，这样写文章的并不止知堂一家；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的《
论语》，六朝的《
颜氏家训》等。《
论语》成于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手，孔子的意思具在，作者无非记录下来，正所谓“辞达而已矣”。然而颜之推的书题为“家训”，怎么算是非对象化呢。所谓非对象化，亦即不管对方反应如何，只是姑妄言之；他并不想借助遣词造句，制造什么效果，起到何等作用。以此求之《
颜氏家训》，正得了《
论语》真传。而周作人与《
论语》、《
颜氏家训》，又是一脉相承，不过他更其自觉，写得更成规模就是了。后来宗周者不乏其人，说句实在话，未必一概把握住了此一关键之处。
我读《
论语》，很留心孔子所说的“仁”。他老人家本有极好想法，但是向来不曾构成中国传统观念的有机成分，更谈不上具体施行了。我对后一方面不很关心，单以思想而论，实为中国古代之伟大精神遗产。孔子谈及“仁”不下百次，其实质究竟何在，《
论语》并未著之字面。我读知堂的文章，觉得《人的文学》里所说“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揭示的乃是同一问题，“仁”之要义正在于此，人只要生活在人群中，对此也就无法回避。后来他写《中国的思想问题》，虽然不复沿用此种说法，意思还是那个意思，论述则更其深入全面：
人……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
这是周作人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他在这方面给我的最大影响。过去我写文章说：“我想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人道主义往往有所误解，把它当成纯粹的个人主义了，实际上人道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其出发点不是社会中的某一个我，而是每一个我。说得明白一点，人本主义不是‘我本主义’。”思想家周作人涵盖广泛，我最服膺的便是对人道主义的上述解释；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并不为我完全认同（譬如后来倡导的“道义之事功化”，我就多少有所保留），此种贡献在我看来却不容忽视。我自己的思想相当驳杂，从孔子到周作人乃是来源之一。我希望有机会能够把“仁”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打通了写成一本书，好好梳理一番。
以上所说，即为“周作人与我”的“同”的一面，——这两点对我相当重要，对周作人可能并非如此；至于“异”，多半还是自己学力不够，无法企及所致。说来也有两个方面。第一，读周氏所作《我的杂学》即可得知，其学问计有古文、小说与读书、古典文学、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与安特路朗、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的心理、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与妖术史、乡土研究与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俗曲与玩具和外国语等各项，而所说尚不齐备。其中希腊神话以下，我完全是外行，凡与这些有关的，只能避而不谈。第二，周氏文章，阐述思想者固然很多，也有不少旨在单纯介绍。其中涉及外国文学或思想时，所举例子大都直接译自原文；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笔记，原著大家往往难得读过，甚至连书名都不曾与闻，作者特为披沙拣金，摘录若干。一言以蔽之，他知道的太多。上述工作颇有意义，却是别人根本做不到，也学不来的。现在我们写文章，也来抄引一点例证，然而都是常见货色，所以非写出一己独特理解不可，若是照搬“文抄公”写法，那就不免有些可笑了。
说来个人兴趣不同，谈论的话题也有区别。周作人自从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为自己划定的范围就限定在广义的思想方面。偶尔接触文学作品，所讲的也只是“文章”，而不是“文学”。他的两位弟子俞平伯与废名，多少有所不同。俞平伯所著《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承袭古人诗话、词话路数，分析更其细腻；废名解说庾信、李商隐、温庭筠等，最得要领，而其兴趣并不限于文学一脉，研究《
论语》与禅宗，特有创见。我自己因为受家庭影响，所以喜欢体会诗歌小说写法；后来又对中国古典哲学很是关心，写有《樗下读庄》和《老子演义》。那么在苦雨斋师徒之间，倒是与师父相远，而与徒弟接近了。现在说起“周作人与我”，不想当中却隔着废名等人。至于我讨论西方现代绘画，也纯属一己爱好。周作人思想进入成熟期后，便以反理想主义者自居；然而他始终未曾完全排除理想主义色彩，说到底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此乃时代使然，虽然他已经达到当时的巅峰之处。作为后来者，反理想主义可能更为彻底，——也许因为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变得更不成样子了。启蒙主义者最终不放弃绝对的价值观，这也不难理解；只是那个绝对不必太绝对了。说句老实话，什么我都可以接受，但并非什么都能够认同；然而无法要求前人也是这般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