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史覃思精研的史学家桑兵先生，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的“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章开头指出：“近代中日关系的政治格局虽然乾坤颠倒，文化却保持着一定惯性，因而古代中国罕有赴日求学之人，近代日本却不乏来华问学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后，日本留华学生人数渐有增加之势。他们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但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仍有延续古代的多重意义。惜有关史实极少为研究者论及。在相关领域中，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著述最为丰富，近年来关于日本来华顾问教习及中国赴日游历官绅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而对日本留华学生却仍无著述。追究此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丰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变数。”随着学术视野的展开与研究力度的深入，桑先生的遗憾正在逐渐的改变之中。最近由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一书，上编是仓石武四郎在华留学最后八个月——即从1930年1月1日至8月5日留下的中文日记《述学斋日记》；下编“留学回忆录”则附有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回忆文章如《关于延英舍》、《追念鲁迅》、《在北京学汉语》、《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生动可读。《留学记》上下编互为补充映衬，潜蕴着丰富的学术史信息，称得上是一份记录民国年间日本在华留学生以读书与购书为主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的全息切片，也是深入研究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重要的基础性材料。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战后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学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尤其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辞典编纂及中国新文学译介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创办了中国语学会以及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日中学院，毕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的改革，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日本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他一直是重要的汉学教授，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2000年初，当新千年来临之际，《华声报》电子版评选出二十世纪“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向西方公众和全世界介绍了中国，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的一百名外国人，仓石即在其中。
桑兵说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这是地理毗邻而又关系复杂的中日之间在人员往来交流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其中有以刺探政治与军事情报为目的而到处游历的浪人、间谍，有以学习汉语专业知识以求谋职就业之便者，自然也不绝如缕地有着一向对中国文化经史抱有极高热情，真诚求学的“学问的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语）。后者多为服务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仓石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仓石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知名中国学者的指导下从事研究，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年3月23日，仓石以在外研究人员的身份由日本文部省派来北京留学，直到1930年8月5日归国。这种学人身份与相对纯粹的求学目的，使他的日记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以“述学”为中心内容的日记。
“述学”中重要的活动，主要是听课受学。按照与他几乎同期来京的另一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的说法，日本文部省资助研究人员来京留学，主要体现了对战后日本学界西方学术思潮盛行的一种反思与反拨。仓石等在华留学生用自己独特的眼睛与心灵感受着近代时空里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因为带着“他者”新鲜的眼光，因而更为敏锐客观地记录下了历史的一个侧面，从而鲜明地折射出了民国年间中国学界在学术交往、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风貌和深沉消息，可读可道者颇多。
比如民国年间大学里流行一时的旁听制度。多数日本留学生在留学之初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而只是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材料，或向相关学者直接上门请益。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才有留学生进入北大等高校旁听。开始四个月，仓石请旗人讲解《
红楼梦》，通过精读这部名著以掌握北京话，也由此熟悉北京的风俗生活。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了解到北大和中国大学的旁听制度，于是办理了手续去听课。仓石在《在北京学汉语》一文中说自己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大学听讲这种讲点窍门的事”。当时的北大与中国大学有明确的旁听制度。旁听生申请听课，按时收费，并无什么问题。但是，仓石最想去北师大旁听，因为他想听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那里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在仓石看来，在北大、中国大学等学校听课，自己只是在听语言，感受一些学者的乡音而已，而到北师大才是真正地听讲课内容，更何况，清代小学、经学等考据性学问是他的兴趣所在。仓石通过学者马廉向时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教授的钱玄同提出请求，钱托马向仓石转告说：师大没有旁听制度，但“我在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课，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钱玄同与黎锦熙》）——“也许可以偷听”，这差不多就等于是一种暗示与怂恿了。受此启发的仓石从1929年秋季就开始了在师大的“偷听”生涯。想想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为异国好学者网开一面的通达做法，真是令人为这种有趣的历史细节感动。“偷听”自然有时会遇到麻烦。仓石回忆说，1930年3月7日上钱先生的音韵课，办公室的人一边念花名册一边发讲课资料。“这样一来，像我这样偷听的不仅拿不到资料，还会被人发现。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办公室的人来到我身边并停下来。其他学生也大致了解我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老师也最终停止授课，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边坐着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孙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认识他，所以他热心地为我辩解。老师也从讲台上对办公室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最后，办公室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在北京学汉语》）。尽管是“偷听”，但“这次确实是去听内容”，“钱先生的讲课，的确对我帮助很大”。仓石极认真地听课、作笔记，考试之前连中国学生都借他的笔记作参考，而归国到日本后，仓石还以此作为自己讲课的蓝本。众所周知，钱玄同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国语运动的主将，中国最早的汉语音韵学教材《音韵学讲义》和由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都是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贡献出的重大成就。仓石后来在日本进行长期的汉语教学改革，将他在师大讲堂“偷听”来的知识，进行广泛的传授。文化的流通与学术的影响经由这种别开生面的“偷听”渠道传播，未始不是一种因缘。至于学术与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正如荣新江在前言中所说：“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
再如游访的求学方式。民国年间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一向有着游访求学的传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仓石的老师辈学者、原为记者的内藤湖南与留学生狩野直喜就与中国大江南北的学者交游甚广。当时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其北京人文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桥川时雄，“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他根据亲身接触与资料编成《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有名于时者达四千六百多人，且“颇多亲接”。主持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 ，整个二十年代都在京居留，且每年都在大江南北巡游，与中国大批新旧学者过从甚密。从《张元济日记》、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董康《书舶庸谈》、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黄侃《寄勤闲室日记》以及《鲁迅日记》、《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学人及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与中国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刚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往往在他们穿针引线的介绍下访求名师，进入中国学界圈子。与在华机构中人稍有不同的是，多集中在北京的日本在华留学生，常常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安排设计好南下沪宁等人文渊薮之地游学访问，也许意在开阔眼界，感受体验南北学风文化的不同。1930年6月14日，即在仓石留学中国的最后两个月，他经天津、青岛南下至上海、南京，最后从沪归国，在此行程中得以拜访了居留南方的大学者张元济、董康、丁福保、章太炎、汪东、黄侃等人，还有几乎与他同时南下得以在天津同车而后又在沪上见面的胡适之。此行程中仓石记下了一些有意味的细节。7月3日访章太炎，章说：“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仓石认为此“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7月7日访章之学生黄侃，仓石听黄说：“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见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这种因印象深刻而特意记下的笔墨，多少可以见出以清代考据学为主要兴趣的仓石对古文经学者所奉的信条是“心有戚戚焉”。民初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受欧美科学主义、巴黎学派的影响，对专精的考据极为重视，而力戒空洞无边的赅综，整个学术风向上鄙夷宋学而崇尚汉学。联想起在北京授仓石学问的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人早年都曾是“太炎门生”，但后来大多由古文之学转向了今文之学，而章太炎一生标准“学在求是，不以致用”，对北都学界似乎一直若即若离，与和他“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的南人康有为终生都以入围北都为目标的人生追求实在是大异其趣；黄侃在北大讲学五年，却最终在表面上因人事问题离开学术中心南归。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聚合与疏离，何尝没有体现出一种学术取向上的分野？！
再如新旧学术之间的变迁更替。仓石主要研究传统学问，他所旁听的课程有钱玄同的“国音沿革”与“说文研究”、杨钟曦的“大清会典并事例”、孙人和的“词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伦明的“版本源流”等，说起来大多是旧学领域。但我们知道，新世纪里无可阻遏的新文化浪潮，正在影响着中国学界，也影响着在华日本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学术取向。仓石交往的人多系旧学中人，甚至有前清遗老如杨钟曦、柯劭 等，但也不乏新文化的参与者，如年轻的俞平伯、范文澜、赵万里等人，他的课程中亦有俞的“翻译”、范的“古历法”、赵的“词史”等。尤其是从仓石对鲁迅的推重一事，更可看出他对新文化的热情。1929年5月29日，仓石在北大三院有幸听了北上省亲的鲁迅的演讲，感受到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又在31日登门到鲁迅家中看拓片。之后，他就立即到北新书局将鲁迅著述全数购下。1930年元旦第一则日记记他夜间“拥炉阅鲁迅《而已集》，谈内阁大库书，颇足备掌故”；同月12日日记又记读《彷徨》事。仓石归国后，当日本的大学仍在以唐本《
古文辞类纂》之类为教材时，仓石却第一个在日本用鲁迅《呐喊》作教材，开了风气之先，这充分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对仓石的影响，也反映出了日本新一代中国学家的开放意识。
近代以来，中日学界之间由于国家政治的关系，一向很少有平和友好地研究学问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1930年前后短短的时间，毕竟是中日关系较为平静无事之期（吉川曾多次说1930年前后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此前有“济南事件”，此后则很快就有迭连而至的“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仓石在华期间，中国学者对他的关怀与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深新语浑如旧，住久他乡已似家。”在京时寄居音韵学家孙人和先生家中，与京城学者其乐融融的交往自不必说了，即使南下游学时的一面之缘，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章太炎一向对日本中国学没有好评价，但他却友好地会见了仓石，还特意要他去见自己的学生黄侃。黄的《寄勤闲室日记》7月7日说仓石“华语尚闲”。1929年7月6日，仓石拜访杨树达，杨在《回忆录》中称赞说，“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与仓石同时留学的吉川，也曾南下在元旦之日拜访了黄侃。吉川在由胡小石先生介绍去见黄之前，还有点担心，想要胡带他去。胡先生对他说：“虽说人们都说黄侃此人非常狷介偏狭，但我觉得不是，你去见他，他一定肯高兴见你的。”吉川只拿着胡先生写了几个字的名片，“冒昧自己前去拜访了”。黄侃“果然十分愉快地接见了我”。两国政治的前厅已经交恶在即，而学界与文化的后花园却有幸存留着几分别样的人性温暖与文化情谊。仓石的老师狞野因亲身体验而生出对中国无限的热爱之情，以致恨不得自己生在中国。仓石归国后着中装，讲汉语，终生以“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为崇愿，这其中肯定有留学时中国人对他的友好态度在起着作用。及至1930年仓石归国刚踏入神户海关，就因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遇关吏“言语无状”的对待时，他不禁由衷感叹：“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这是仓石日记有文字的最后一日（1930年8月5日）。一段给了青年仓石美好记忆的岁月，却以这样的不快作结，这个意味深长的冲突性细节，似乎预示了军国主义将发动的可恶战争，令中日学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再也难以为继。
（未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