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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钢琴“神童”的哲学忧患
       最近又听人谈起了欧文·拉兹洛，这位半世纪前曾名扬天下的匈牙利钢琴“神童”，后来并没有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终身从事于音乐，而是一头扎入了哲学的殿堂，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思想大师。一个深谙于音乐的感性体验的人，也能够徜徉于哲学的理性思辨？拉兹洛的经历证明这是可能的，他所创立的广义进化论，以及他在罗马俱乐部、广义进化研究小组、布达佩斯俱乐部中的思想参与，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似乎也并不令人奇怪，爱因斯坦同样是一位高超的小提琴演奏者，而且，据他自己所说，与其称他为科学家，不如称他为哲学家更合适。
       从音乐转入哲学，拉兹洛创立的广义进化论，不仅为人们观察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而且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拉兹洛的兴趣是关怀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困境也就是作为个体的拉兹洛的困境，这大概就是拉兹洛放弃钢琴的音符，而沉湎于探究人类文明可能性的原因。
       拉兹洛的核心命题是现代世界的人类意识－文化进化落后于科技－经济进化。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说以往人类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源于社会的变化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变化。
       作为悲观主义者的拉兹洛２００１年的近著《巨变》认为，人类社会到了２０１０年，将发生或好或坏的“巨变”。也就是说，用不了十年，我们就可能在死亡线上挣扎，或从此灰飞烟灭或再次浴火重生。
       这样情况的发生，原因在于人与环境的对立，在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全球化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的文化、意识转变大大滞后。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关键问题是：我们应当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拉兹洛确信：灾难已经不再完全是“未来时”，而正在向“现在时”逼近。如果人类现在还不醒悟过来、痛下决心改变工业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制止人与环境的日益加重的紧张，上帝施与人类的前程便只有了一条：等死吧。
       人类有没有可能逃脱“巴比伦之囚”，再实现一次“出埃及”的创举呢？拉兹洛给出的药方是：如果从现在开始，人类将全球宗教、哲学、政治、科技、文艺、媒体各界的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一起致力于改变当下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避免全球性生态灾难，并创造一种新的可持续进化的文明。
       拉兹洛的忧虑是未来的、今后的，又是当下的，即时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对人类全球性的思想偏失的深入暴露，使人们意识到世界还有着另外的可能性，不是通向光明与美好，而是通向黑暗与残缺。拉兹洛的分析范式，是整体论的、有机论的、人类生活是整体的、有机的，人只有还原生存的本真，在整体、有机中塑造、展开自身的生活，才可能获得相对和谐、完美的生活，舍此将步入歧途，万劫不复。
       读拉兹洛的那些报告令我感动，这是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声音，一种在过去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而在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种声音。拉兹洛对此信心似乎也不那么充足。
       二、希腊精神从我们身边远去
       拉兹洛的不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一百多年前有位英国哲人马修·阿诺德，曾经说过与拉兹洛一样的道理。
       马修·阿诺德是位英国十九世纪的文化论者，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隔了百年的时空凝视一位人物及其著述，尤其是将论者当时所处的英国社会生活状况与目前的中国现实加以比照，我看到了跨越时空的相同场景与问题。
       阿诺德是一个疑问的提出者，他的言说方式，正如他所推崇的古希腊文化中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那样，是反思性的、局部否定式的。当时英国社会的三种人群——阿诺德所称的野蛮人（贵族阶层）、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蛮（平民）都在坚持着自己的理论主张、都试图取得支配性权力的时候，阿诺德——一个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生活场中的人，走出了自己的营垒，对三种人群的生活状态与他们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消极层面的解构。他因此看到了所有振振有词背后的荒诞不经与不值一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所有正在说着的都可疑。
       阿诺德对一个半世纪前英国社会的批判似乎是拉兹洛对当下人类生活方式批判的发端。他说，英国社会正处于危机中，无政府状态正在威胁着英国，其缘其由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工业主义的逻辑、工具理性的逻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的思维方式，业已制造着文化的分裂、人性的分裂。在他的眼中，工具化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正在损害当时的英国社会，“我说了，自由，那是一桩我们很崇尚的事情，我们认为它自身就是好事，却不怎么考虑得到自由后所应达到的目标。在我们有关自由的普遍观念和谈论中，很突出地表现出工具崇拜的倾向”；“我们崇拜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倾向正在显化”；“我们的中产阶级……喜欢的就是工具，诸如生意啦，小教堂啦，茶话会啦，墨菲先生的讲演啦等等；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阿诺德，P43、P44、P77）自由贸易也好、个人主义也好、对人口增长的乐观主义也好，都成为阿诺德冷嘲热讽的对象。
       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在阿诺德看来百无是处，“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是工具性的、不知道如何追求光明与美好；“野蛮人”——贵族阶层也已经空有华丽外表而再也不能提供新的文化创造，“群氓”——平民阶层则只知道打砸抢到街头闹事。为什么会这样呢？阿诺德认为故障出在英国人的文化意识上，他们太注重外在、太过强调人类生活中的某一方面了，致使英国人在文化上失去了方向感，“如若文化是探究完美、追寻和谐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如若完美在于不断地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阿诺德，Ｐ１１）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工业主义正甚嚣尘上，英国发生的一切都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性”。然而阿诺德却对此唱着反调。他认为，以煤、铁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先导的现代工业文明、机械文明，正在败坏着英国的文化品味，一百年后的拉兹洛，同样指出这乃是一个文化灾难，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给人类生存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阿诺德心目中的“上帝”是文化。从文化本身来找原因，他指出工业主义、工具崇拜的兴起，乃在于英国人文化精神上的偏失。在阿诺德的思考中，文化致力于追求完美，是整体性的、内在的，同时是会不断提问、具有反思能力的。作为整体的文化精神，阿诺德认为它应当有机地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两大块：一为希腊精神，注重思考，热爱求知，重视探究事物的本相；一是希伯来精神，注重行动，尊重诫律，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这两种精神如果有机结合，那么，人的生活将因此和谐而有序。然而，令阿诺德遗憾不已的是，他所处的英国社会，清教主义兴起，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希伯来精神的不加思考的“严正的良知”和看到大的亮点就奋力向前的行为冲动，对行动而不是对思考的迷狂，使当时的英国人普遍丧失了反思自我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知性的层面，英国人正在步入歧途，他们正面临放弃追求事物合理性的危险。
       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反思的精神只能由注重整体的希腊精神来提供，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需要澄澈的头脑和自由的思维。行动固然重要，但如果行动陷入盲目，将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希腊精神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及其由来根据，因此从来不放弃对人类行为的反思，总是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了光”（阿诺德，Ｐ１１８），从而有助于人类思想的完美，有助人类行为的完美。正是感叹于希腊精神正在远离英国社会而去，阿诺德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及其思想状况，都表达了深深的怀疑。
       三、自由与公正之外
       读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时我禁不住屡屡分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与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生活的场景与知识人的话语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面对这些，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首先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当下的生活与思想，阿诺德爵士对文化意义的坚持、对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思潮的评判，使我产生一个与他同样的念头：所有我们正在说着的都可疑。
       日常思想都很容易形成思维陷阱，但是作为持论者，却未必都能对此保有自觉。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与理论在我们的周围游荡着，比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论战。
       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对于佛学理论很有研究的人，曾不止一次表示出了对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思想流派偏执的不满。几年前听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也难以完整理解他的深切考虑。不过现在我渐渐对他所说有了另外的领悟，尤其是在阅读着阿诺德的冷嘲热讽和感受着拉兹洛的感怀忧患之时，我开始赞同他的说法，一种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的争论，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至为重要的人类精神生活问题。
       近年来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公正问题，更引起人们的侧目。我一直认同于他们的工作，不过最近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主张公正是否一定会比主张效率更人道、更合理？如果面向我们的这个世界整体——人、自然、宇宙，来谈论伦理与公正，我或许还会表示出一些赞同，然而，如果仅仅针对人的世界来谈公正，它还是否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合理呢？据我粗浅的观察得来的印象，经济学家的确因对经济学的崇拜而有着一种过分的自信，认为没有经济学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因此试图对任何事物都进行经济学的诠释。于是公正问题在他们眼中，就仅仅变成了一个经济计算问题，贫富不均那就应当变革经济制度，让富人拿少点让穷人拿多点；他们的反对者同样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说牺牲效率最终损害的还是公正，解决公正的惟一途径还是提高效率。不过，主张公正也好、反对公正也好，在这一点上他们却似乎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财富总是越多越好，解决问题的前提还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财富上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筑于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发展主义的现代性平台上，在一片对财富的欢呼中，主张公正也好、反对公正也好，达成的效果其实毫无差别，即加剧人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而物质与财富对这个世界来说真是无限的吗？更进一步说，支撑物质财富增长的自然资源与地球承受力真是无限的吗？！
       一百年前的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曾经呼吁德国人放弃“从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说德国人要有政治意识，一百年后回味他的呼吁，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宽宏的文化意识，学会对经济问题进行文化考量。一百多年前的阿诺德大声呼吁英国人要回归希腊精神，重视整体性生活，一百多年后的匈牙利哲人拉兹洛承继了他的理路，也主张以整体、有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身的生活，这是一种更加强健厚重的声音，在人类生存的天空回响，但愿这回响能引来越来越多人的热情反应。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马修·阿诺德著，三联书店2002年；《巨变》，拉兹洛著，中信出版社2002年2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