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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提出了“全球问题”，其基本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国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各国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出现三个负面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和改变的话，人口上升的曲线同生命支持系统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会相交，全球生态系统将达到突变分叉点，将会爆发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危及人类的生存。
       据我所知，E·拉兹洛是在1972年发表《系统哲学引论》之后引起罗马俱乐部的注意的。这个催生了“全球问题研究”这门学问的组织邀请他“用系统哲学研究全球问题”，于是他组织起分布各国的120位学者，在1977年完成了一部很厚的罗马俱乐部报告《人类的目标》。在撰写这部报告的过程中，他突然醒悟：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讨论的“增长的极限”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常数；现在人类社会人口、生产消费、污染等等的增长要触及这些“极限”并引起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灾变，过错不在地球的自然环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说，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作为工业文明的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于是，他在1978年独自撰写了《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从罗马俱乐部最初注重的对地球生态环境外在限度的考察转向对西方文化的世界观、价值和伦理的内在限度的批判性考察。1986年他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组织广义进化研究小组，主编World Futures（《世界未来》），致力于从进化规律中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1993年撰罗马俱乐部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中文版，三联书店，1997年）。1993年组织布达佩斯俱乐部，发表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和《意识革命》（中文版，社科文献，2001年），论证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的灾变。2001年发表《巨变》（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02年）。此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将近代工业文明的进化分成四个时期，现在已经进入“关键期”或“混沌期”，在未来十年（2001～2010年）内，如果人类能够完成一场“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人类社会就会“大跃迁”，进化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否则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危机和瓦解。
       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人意识的危机。它不是依靠在表面搞一些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依靠人类从内心觉醒，在意识的深层次上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才能解决。近现代西方主流意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这场“意识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三者的超越和扬弃。
       世界观的转变首先是科学范式的转换，从机械论转向有机论，从线性思维方式转向非线性思维方式，然后建立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它把地球重新看作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大地母亲盖雅（Gaia），她是一个单一的活机体，生命和非生命系统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一个有反馈能力的控制系统，有自调节和自修复能力，为地球上的生命寻找最佳物理和化学环境。由此我们每个人产生出对地球母亲和生命系统负责的意识，反思和纠正自己行为的意识。
       西方输出的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拼命生产，鼓励人们购买产品，不断扩大消费。我们集体精神错乱和全球危机的根源正是这种意识模式。把西方目前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输入到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性自杀。因为这种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仅在索取、占有和消费，满足不了就失意、颓废、酗酒、吸毒，甚至自杀。《巨变》一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介绍了在美国和欧洲新出现和正在壮大的“文化创意派”（culture creatives）的价值观的内容和生活方式，它是西方文化中比“传统派”和“现代派”先进的文化派别。
       价值观的进化取决于对个人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超越。人类必须在意识上超越以我为中心和以我们为中心，达到“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和“宇宙意识”，“个人的灵魂最终似乎与万有同在”。这样的个人将会充满爱和同情，不仅热爱和关心自己，而且热爱和关心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生命赖以维持的环境。
       拉兹洛相信，在少数人心灵当中产生的“意识革命”可以传播开来，影响达到多数人产生“意识革命”，从而完成“文化转型”。他把由这种未来文化创造出来的新文明称做“新理性整体文明”。我们可以尝试把它称为超越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为促成这种变化的出现，《巨变》一书对个人提出了新诫命：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者“像富有的人那样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这是一条古老的格言，出自印度教的《奥义书》。这条新诫命显然要求富人，特别是西方的富人，再不能不加节制地穷奢极欲，暴殄天物，而是要带头回归比较节俭的生活；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不要盲目地追求西方生活方式。
       对企业提出了新诫命：创造一种负责任的企业文化。要承认“企业是作为包括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运作”。要认识到企业的运作如果损害社会和环境，最终会倒过来损害企业。因此，企业再也不能只关心企业主、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责任意识”，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创造新型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伦理。
       对政府提出的新诫命是：扩展政府的视野。各国政府要把眼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区域联合体、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涉及人民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的和经济的公平，及当地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国家政府的权力下放是迫切而重要的。对于应付我们时代的两个迫切问题：和平与安全，及生态可持续性，权力上交又是急需的”。要建立区域安全体系，节省军费开支用于治理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
       对社会提出的新诫命是：采取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的后果的反思中产生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这是一种生态价值和生态伦理。其中心信条是：“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巨变》一书引用1997年11月28日来自七十个国家的1670个科学家，包括10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署的共同声明说：“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伦理必须驱动一个伟大运动，说服不情愿的领袖们和不情愿的政府们，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来实现必须的改变”。这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转换成博弈论的语言就是双赢博弈——我赢你赢，而不是我赢你输，亦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互存。
       其实上面这层意思，我国哲学家冯友兰早就讲了，而且讲得比他们清楚。他的“贞元六书”中的《新原人》讲人生哲学，“它认为人对宇宙人生的不同程度的觉解构成不同的人生境界。大致说来，有四种境界：一是自然境界，即一切顺从本性和习惯，对宇宙人生毫无觉解；二是功利境界，即为私、为个人的利益而生活；三是道德境界，即为公、为社会的利益而生活；四是天地境界，即觉解宇宙、‘真际’，彻底了解人生的意义，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以至与宇宙合一，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其中前两种是自然的赐予，后两种是精神的创造，而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提高人类的觉解，使之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64页）
       至此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人类需要完成一场“意识革命”以挽救自己；但它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精神的创造”。拉兹洛组织布达佩斯俱乐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全球政治、宗教、哲学、科技、教育、艺术各界精神领袖都要动员起来，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精神创造，进行宣传，帮助人类完成这样一场“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