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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读到英国《卫报》刊载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的一篇文章：“抱歉，你的灵魂的确死了”（Sorry, But Your Soul Just Died,2002年5月13日），该文是他应《卫报》之邀，谈他写的新书《我们后人类的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2002年4月由美国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出版 ）的目的。
       《卫报》的提要说，福山写这篇文章与他十多年前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欢呼全球化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他并不喜欢他现在看到的一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讨论的是现代生物和信息技术，内心关注的仍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文章中说，这本新书的目的是讲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入到了“后人类”（posthuman）时代，技术会威胁维系传统社会的人性价值和宗教，“它可能改变人性”。他说，对像他这样出生于美国婴儿潮时期的人来讲，对未来的恐惧都包括在了1949年出版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32年出版的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这两本书中，这两本书的前瞻性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人。他写到，这两本书对技术的预言都相当准确，只是《一九八四》的政治预言是错的，今天互联网的出现“不但没有成为集权和专制的工具，相反却导致信息存取的民主化和政治分权，人们也可以用电脑和网络来监督政府。”至于《美妙的新世界》中的政治预言目前他还看不出什么，但是他却感到近十年来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如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似乎在证明《美妙的新世界》中生物技术消灭了人性和宗教的政治预言会提前出现。他说，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疾病将成为大问题，但是更可怕的是治疗心理疾患的“百忧解”（Prozac）和“佐乐呋”(Zoloft）一类的抗精神忧郁药品都是生物技术的成就，与其他科学相比，“生物技术是不着痕迹地将明显的优点和微妙的害处融合在一起”。福山写道，“生物技术提出的终极问题就是：人们的政治权利会这样发生变化？”福山所恐惧的就是在生物技术的控制下，人类意识将按照需要分类制造，而维系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在新技术面前将不堪一击，这正是《美妙的新世界》所描绘过的景象。
       《一九八四》和《美妙的新世界》再加上扎米亚京的《我们》，是思想界熟知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国内已经有不少译本，我至少见过四种版本；相比之下，以反技术灾难为特征的《美妙的新世界》目前我只读过译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本子。其实，这类有关人类未来忧思的“绿色”书籍在国外非常畅销，因为技术灾难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和宗教心理问题，不仅有市场利益，也实实在在地令公众更加关心技术发展的效益和国家科技政策的走向，对国民素质的提升非常有益。科技发展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利弊的判别根本就不是以年计算，而是以世纪计算（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人类必须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公平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例如，今年年初我就在一家比较知名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订做一个完美的孩子，你要吗？》的文章，作者那种对于制造生命的技术的赞叹很有代表性。她高兴地讲到，今后，人们可能会按照需要，用电脑芯片技术和生物技术生产标准化的完美无缺的婴儿，而且随时按需定做。这活脱脱就是《美妙的新世界》中的“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的翻版。文章中提到的应用这一技术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超出赫胥黎的预言。赫胥黎在1947年补写的《前言》中曾预测：“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可能还要六百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是在极权化的情况下，机器生产人类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出现若干军国主义极权国家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二是出现一个超越各国之上的“乌托邦福利专制”。技术发展的实在太快！上述《订》文认为只要五十至一百年，“婴儿将从一条条生产线中诞生！”对于读过赫胥黎这部小说的我来说，这样的生物技术，怎么看怎么都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会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大有人在，赫胥黎和福山都不是杞人忧天。看了福山的文章之后，我又把《美妙的新世界》读了一遍。也许是受福山文章的影响，我有意识地注意《美妙的新世界》背后的宗教情结。这样一读，就发现它比《一九八四》更加深刻地涉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即生存的恐惧问题。
       “社会、本分、稳定”
       这是书中的“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大门口上的格言，也是赫胥黎书中描写的乌托邦的基调，我们是不是很熟悉？不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翻版。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的发展需要稳定，但是绝对的稳定意味着社会的停滞。在维持专制政权和乌托邦的理想状态中，社会需要的是“本分和稳定”而不是破坏平衡“发展”，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东西，是一个绝对化的怪物。书中借“福帝帝国”（“福帝”是作者借用福特汽车以代表“技术”的符号）总统的话说：“稳定，那是第一的也是最后的需要”（26页）。这个稳定的福帝帝国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以技术维持稳定这可真是一个悖论（paradox）！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其实对福帝帝国稳定有威胁的还是有思想的人，作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前言》中说：“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来看，更伟大的却是回避真理。”大概是因乃祖Ｔ·赫胥黎的家传，他为福帝帝国设计了用生物技术人工改变人性和用生产线制造人的伟大的方法。具体如下：
       1、机器孵化，取消胎生
       照分工把人分为α、β、γ、δ、ε５个等级，高智商的α和低智商的ε各司其业。由于他们是技术和程序的产品，没有其他的欲望，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
       2、胎教
       从细胞阶段起就灌输官方意识（17页），如厌恶玫瑰和书籍（象征美好和思想）。书中引用了“新巴甫洛夫实验”主任的理论，花朵配合电击使婴儿产生厌恶鲜花和书籍的本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爱书籍和爱植物的危险了”（12页），这自然使社会保持了稳定。
       3、满足一切欲望
       社会能够满足一切物质欲望和肉体感官的欲望，在孵化器诞生的人可以自由地性交而没有羞耻，完全没有同性恋、自恋一类的心理问题（21页）。这里需要指出一点，赫胥黎知道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4页）之上的，但是他可能没有读过米德（M. Mead）的人类学名著《萨摩亚人的青春期》（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否则这个情节就不会把物质的丰匮度、性交的羞耻感和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26页）。这种设计似乎是为了使反乌托邦的主题更清晰，但却存在缺陷。
       4、消灭历史
       福帝帝国封闭了一切信息资源如博物馆、图书馆等。书中借福帝帝国在欧洲的总统的话说，“历史全是废话。”（20页）但是总统本人却可以看任何著作，因为法律是他制定的，他有豁免权。（138页）当总统发现帝国内的上层种性列宁娜等人（作者故意在书中使用的马克思、列宁、萧伯纳、蔡特金等社会主义者的名字谐音）接触了古典著作之后，就担心社会不稳定，因为“这类思想极容易破坏上层种性已有的思想条件。”（110页)这里我们又碰上了很熟悉的事情，作者有关知识使人“反动”的说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应该不会陌生。就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赫胥黎预言福帝帝国因害怕知识传播于是封杀一切知识的事情发生在了纳粹德国。
       5、苏摩(soma)
       苏摩是毒品或者是心理治疗药品的代名词。苏摩本来是印度吠陀时代婆罗门教徒在祭祀活动祀神或者瑜伽修炼者在修炼时使用的麻醉剂。它在祭祀中的作用相当于先秦祭祀仪式中的裸祭，而瑜伽修炼者服用它可以帮助入定（concentration），它在古代印度绝对是一个宗教的符号。赫胥黎借用苏摩比喻在无宗教的未来社会，只有依靠生物技术来解决人类的心理卫生问题。为什么他要选择苏摩？这大概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和欧洲开始流行海洛因有关。他在《前言》中讲，“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革命，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麻醉品是解决的方法之一。他虚拟的苏摩没有成瘾的问题，既使身心愉悦，又免于成瘾的伤害。福帝帝国的居民在任何心理不适的情况下吃一片苏摩就会忘记一切（35页）。福山在他的书中也注意到这种描述简直就是今天生物技术的预言，人类为了提高智力、增强记忆、减缓压力而发明各种精神药物来控制意识，最深层的心理恐怕是由于受到了恐惧死亡“这种最深刻、最持久人类感情”的支配。这就是宗教。苏摩无疑是福帝帝国居民解决恐惧的有效手段。有了苏摩的技术支持，福帝帝国的总统才能够认为“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147页），帝国可以永远保持稳定状态。
       从人类的胚胎阶段起就用技术手段进行种姓的区分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赫胥黎的设想肯定有他的依据，当今天的社会有人希望发展出这种技术时，公众将如何对待？这才是福山在文章中所关心的问题。
       “科学危害社会”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科学革命，社会随之也产生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前一种是社会公正问题，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再到今天的全球化浪潮，都是人类试图解决问题的一些措施，后一种则是人与自然的公正（和谐）问题。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海德格尔等人的反笛卡儿再到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和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等等，都反映了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对人类自身如何自然延续的忧虑和恐惧。忧虑恐惧技术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可能造成生态公害以及宗教的消失、人文精神的败坏、社会的不稳定乃至人类自身的毁灭。用福帝帝国总统的话说，就是“纯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就连科学有时也得被看做可能的敌人。”（142页）赫胥黎在《前言》中进一步讲到：“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所带来的技术的飞速变化，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这种恐惧使赫胥黎在书的后部有明显的反智主义情绪。
       “科学危害社会”（143页）的原因是什么？在西方学者眼中，“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如波普尔），真理一旦发现或者出现了“科学规范的革命”（如库恩），原有的社会稳定就会被破坏，而书中给出的答案正是科学进步与真理的同一性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福帝帝国总统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台词：
       我对真理感到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它的害处之大正如它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跟我们的稳定相比，中国的稳定也只能算是最不可靠的。即使原始的母系社会也不会比我们更稳定。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它自己办成的好事。（143页）
       他的这种恐惧是有根据的，这就是福帝帝国打过一场“九年战争”，使帝国居民彻底认识了科学的破坏作用。这场战争用的是什么武器？不是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尽管赫胥黎本人当时已经知道了原子科学），而是在9.11事件之后令全球恐慌的生物武器——炭疽炸弹！炭疽炸弹要消灭的东西是什么呢？居然是“自由主义”（30页）！
       自从世界上有科技这个东西以来，就有哲人在思考科技进步的负面作用，如儒家、老子、犬儒学派，但是由个体的思考变成群体的意识还是工业革命后的事，早期有英国的“卢德运动”（Ludlow Disturbance,1811～12），眼前的有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原因就在于科技进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在短时间看不出来，一旦副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纠正起来就非常的困难，社会付出的成本恐怕会是原先利益的数倍，如化学品的污染问题、核废料处理问题等。所以在福山眼里，像奥威尔和赫胥黎这样用小说呼唤人类注意科技的负面作用以引起人们警惕的作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家的范畴，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智者。
       十九世纪以来，由于科技进步的巨大成就（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成就），民间不同程度上地出现了科学崇拜和技术崇拜的现象，如今则愈演愈烈。人们可以宣称不同意某某主义和某某思想，但是没有人宣称他不要“科学”。至少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符号相当程度地等同于真理和上帝。思想家们敢于质疑技术，却少见质疑科学。例如海德格尔，他恐惧技术会把人组织成为“千篇一律的状态”，组织成全球性帝国主义而对技术进行批判。（《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但海德格尔没有批评科学。相比之下，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中，倒是生动地向人们描绘了利用科技在生产线上定制生命的图像。从此之后，人类再不会从自然的分娩中感受母亲的温暖、生命的伟大、命运的无常，也不会敬畏自然、依从人伦、崇敬生命，既无种族冲突又无意识形态的战争，也当然不会有什么苦难叙事、亲情回忆、文学想象、哲学思考。自然传统带给人类社会的对命运的感叹和对偶然的欣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面统统没有了，人类社会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幸福状态。当来自印第安保留地的“野蛮人”在福帝帝国亲眼看到这样一种社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不禁欢呼起来，“这儿有多少美好的人！人是多么美妙！”“啊！美妙的新世界”。我们是不是喜欢这样的社会呢？
       “美妙的新世界”
       《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书名原是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是会巫术的米兰国王普洛斯波罗的女儿米兰达第一次见到人类说的话，因为那些人上岛之后中了普洛斯波罗的魔法，成为去掉了各种邪恶念头的新人。赫胥黎用它作为书名实际上有反讽的意思。它意味着在新技术（魔法）面前，“你的灵魂的确死了”，你不可能再产生任何邪恶的念头了。
       “美妙的新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药品取代了魔法和宗教的作用，各种邪恶只有药品才能消灭。社会的口号即：“文明就是消毒。”（74页）而今天，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层出不穷地制造各种治疗心理和精神疾患的药物，正如福山所讲的那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美妙的新世界》中的苏摩一样的药物”，例如“百忧解”对付的是患抑郁症的妇女，利他林（Ritalin）则治疗有多动症的小男生。总体上这些药物是让两性向中间状态靠拢，“自我满足又顺从社会”，这就是当前美国社会政治正确的风气。福山因此认为在《一九八四》和《美妙的新世界》这两本引发噩梦的书中，后者更微妙更有挑战性，“生物意义的家庭解体了，没有人再读莎士比亚，人人都幸福健康。”
       福山是从赫胥黎那里得到启发，阐释了生物技术的进步使今天的人类更加依赖药品而逐渐减弱了精神产品和宗教在西方社会的作用，他的这种恐惧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恐惧，他所看到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对生物技术发展的作用。顺便提一句，就在福山此文发表不久，2002年7月15日就传来执世界医药界牛耳的辉瑞公司(Pfizer)以600亿美元收购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的消息。这个既生产抗抑郁药“佐乐呋”又生产壮阳药“伟哥”的辉瑞公司购并法玛西亚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年销售额达两个亿的的“佐乐呋”在2005年专利到期,当年生产"百忧解"的礼来公司(Eli Lilly)，该药专利一到期，公司股价立刻缩水380亿美元。这次辉瑞的购并成功，使它在美国的处方药市场的份额至少上升14%(“辉瑞收购法玛西亚”《三联生活周刊》2002,7.29）。这场购并案，给我们展示了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驱动器，这就是商业利益。
       以赫胥黎的标准来看，“伟哥”、“百忧解”、“佐乐呋”等都是符合“新世界”政治正确的药物，在它们的帮助下，人类社会一方面享受乐趣，另一方面也免于精神的恐惧，不会再因为心理问题产生邪恶的念头。我敢说，赫胥黎描绘如此美妙动人的画卷，一定会让今天不少的人心驰神往，可是福山却不寒而栗。他说这才真正是“医疗技术提供给我们的魔鬼的交易；我们长寿但减少了智力，有免于抑郁的自由，却也不再有创造性或精神的自由。”这位曾经欢呼全球化的学者这才发现人类在提倡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应该警惕科学技术这把关系人类社会继续生存的双刃剑。我同意福山的看法，灵魂已经死掉的“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带给我们喜悦、惊奇、懊丧、烦恼、恐惧等等情感，于是我们有了诗歌、有了传说、有了宗教、也有了哲学。这一切东西在“美妙的新世界”统统的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个24小时运转不息的人类生产线和稳定的福利化帝国。其实，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愫自从人类的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贤哲们的脑袋。“三代之治”和“大同世界”也好，“伊甸园”和“乌托邦”也罢，都远没有《美妙的新世界》那么清晰地将人类对技术扩张的恐惧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从赫胥黎在他书前的题记中所引用的尼古拉斯·贝加叶夫一段话里，读到了他本人对科技发展的担心和恐惧：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赫胥黎后来在他补写的前言中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新的极权主义会利用国家的力量和现代技术让人热爱奴役的“幸福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赫胥黎认为这只能是以思想控制和优生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事情，例如希特勒的“纯种雅利安人”的计划。说到这里，我想人类真是应该庆幸，正是有了赫胥黎这类敢于挑战流行观念的杰出思想家，我们人类社会才能够很清醒地对科技的发展保持警惕，以免于《美妙的新世界》的恐惧。
       另外，赫胥黎在1962年还写过一篇《重访美妙的新世界》的文章，他谈到今后的两三百年间，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都要让位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促使你去杀人和被杀。这比亨廷顿（P.Huntington)1992年发表《文明的冲突》那篇文章要早了三十年，中译本却没有将此文收入，是令读者非常遗憾的。
       《美妙的新世界》，赫胥黎著，译林出版社2000年6月版，7.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