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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就指出：“经济学家把环境看做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把经济看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如同托勒密的地心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使人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陷入混乱，创造出了和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不相适应的经济。”布朗还在第一章“中国的启示”一节中指出：“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世界上没有可供其使用的足够资源。”“中国在显示，世界不能长久地沿着现行的轨道发展。它揭示了调整全球经济，建设一个为地球而设计的新经济的紧迫性。”
       经济是否必须归属于生态？中国是否不能长久地沿着现行的轨道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两个挑战性课题。
       但是，说实在的，在我国，问题还得从生态环境这一方面说起。土和水是两大要害。1998年的长江洪水和近两年的频繁沙尘暴的确令人震惊。沙尘天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五次增加到九十年代的二十三次，按2000年和2001年各超过十次推算，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会不会超过一百次？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8.2%；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27.9%；沙化土地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2%。取个整数，这百分之三十八、二十八和十八，一般人虽然容易记，可是不容易有个清晰的概念。但是，我们从全国每年沙化面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1560平方公里，增加到九十年代后期的3436平方公里（京津风沙源头的浑善达克沙地及周边地区，年均扩展达1620平方公里），翻了一番多中，稍可体会这一增长速度之惊人。据此推算，北京面积1.59万平方公里不用五年就会被超过！
       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也许是我国面临的更为严峻挑战。目前全国每年缺水量300～400亿立方米，六百多个城市中有四百多个供水不足，比较严重的有110个。近年来每年地下水超采量达八十多亿立方米，形成地下漏斗区面积8.7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近三个海南岛的面积）。国家环保局统计，目前每年污水排放量410亿吨（水利部的统计为600亿吨），80%未经适当处理便排入江河湖海。全国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在调查评价的十万公里河段中，47%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10%河段污染严重，已丧失使用价值。在北方辽河、海河和淮河等流域，污水与地表水的比例高达1：6～1：14。对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64%的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33%轻度污染，仅３％的城市水质呈清洁状态。
       许多专家学者还忧虑地指出，必须尽快有效遏制水域生态荒漠化日趋严重的趋势；“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不能自我维持的系统，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受区域新构造的差异运动控制，致使黄河源头汇水区面积不断萎缩，导致黄河水源减少，是难以扭转的自然因素；华北地区今后5～10年的降水趋势仍偏少，干旱还将持续，目前地面水资源已是年年出大于入，库容量大的水库也无法支撑长期放水的局面；“千湖之省”的湖北，解放初有天然湖泊1052个，如今仅存83个。
       但是，《200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宣布“2001年，在经济增长7%的形势下，全国环境质量总体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000年度水平”。环保部门则提出到2010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全国部分县（市、区）基本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到2030年，全面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到2050年，力争全国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照此而论，似乎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既不太严重也不太难于解决了。至于“力争在十年内控制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说法，更是令人安心了。
       那么，布朗指出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希望中国创造适应于生态系统的新经济模式，是不是不切合中国实际，是不是无的放矢，无须我国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呢？
       这里不妨举些今年以来国际组织和国外学者的看法。
       世界银行的最新中国环境问题研究报告《中国：空气、土地和水——新千年的环境优先领域》指出，中国应采取更加主动的环境战略，把未来的重点放在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政策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上，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牢牢地贯穿于计划和发展的各个有关方面。报告认为，政府的主要战略优先领域应当是对发展政策进行修正，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同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关系，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会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使绿色发展成为选择》指出，中国目前处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两种未来的情形：一是“危险的道路”，即延续目前的政策，二是“绿色改革的道路”，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之路。该项目负责人说：“中国现在能够作出推行绿色改革的选择。他们有这种能力；问题是他们是否会作出这一选择。”
       今年在纽约举办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142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行榜。芬兰列在排行榜之首，美国第45位，我国第129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后一位。这是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开展的项目——环境可持续能力指数（ＥＳＩ）的最新评估结果。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雷文也强调指出，目前很难想象哪个国家在构想未来经济前景时，能够抛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但是要想使人类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变，科学家们就必须继续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上有所突破，为人类提供新知，同时保证这些知识能够得到社会的充分利用。另外，在改进能源和材料利用率、恢复生态系统、设计更高效环保的居住环境等方面，科学技术都将有所作为。
       当然，我国的专家学者也不乏这方面的言论。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等一批著名学者早就联名质疑“小轿车进入家庭”的决策。最近，何祚庥院士还谈到，目前中国年进口石油已达7000万吨，如果中国人也按美国的“小轿车交通模式”去办，试问油从何处来？现在北京市的尾气污染已由过去的占污染源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如果机动车不加控制，2008年能够办成“绿色奥运”吗？能源专家鲍云樵则指出，根据预测，2050年我国的石油需要量为5～6亿吨，那时国内石油生产只能满足１亿吨的供应量，将有至少４亿吨需要从国外进口；五十年以后，随着石油工业资源的消耗，一个中国将用去全世界近５亿吨石油，这是不可持续的。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指出，若按中国铁矿目前的开采进度，在没有新矿源发现的前提下，现有储量仅够维持三十年，中国钢铁资源将面临枯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指出，我国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⑴城乡关系不适应环保要求。城乡差距如果不断扩大，农民要生存要发展，往往不得不去破坏环境。如果我们真想改变中国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就必须想办法尽快提高农民收入。⑵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也造成环保工作的巨大困难。目前环境意识强的，往往是大中城市中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人；而要为环保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处于贫困地区、处于最不发达状态的穷人。这是环保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考虑的大问题。⑶可持续发展政策本身的可持续问题。如退耕还林的配套补偿政策非常好，但其可持续性如何？2002年如果退耕还林200万公顷，就要补贴300万吨粮食。
       有的专家学者提出要降低发展经济的环境成本，要建立绿色会计制度，使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既注重经济产值的增长速度，又注重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的代价。“绿色会计”能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传统机械论哲学转向一种新的整体论哲学，用生态哲学的新观念看待世界、指导行动，并最终体现在经济制度上。“绿色会计”使人们更深刻具体地理解“可持续发展”，并以新的思维方式作用于制度建设。
       如此等等，的确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
       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全面介绍了地球生态系统出现的种种紧张征象。他承认他们正在输掉拯救地球的战争。在过去约四分之一世纪里，虽然很多战役是打赢了，但是，为了遏制地球上环境的恶化，需要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我体会，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唤醒大众，促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决策者，而毫无预示“世界末日”、吓唬读者之意。相反，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初步构想了新经济的模式，而且看到生态经济的曙光已经在丹麦的风能、日本的太阳能屋顶、荷兰自行车网络和中国淡水混合养殖中闪现。但是该书的许多构想远非定论。书中提出的经济必须隶属于生态，全球性生态指标日趋恶化，环境革命迫在眉睫，西方经济模式行不通，以及勾画的新经济蓝图和必须采取的经济手段和政策等等，都是重大的问题，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论，才能形成更切合实际的共识，才能使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每一个人都大有作为，才能产生有足够力度的行动。
       我国党和政府把环境保护作为国策，我国多年来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但是面对“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我认为，如果对于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恶化趋势没有广泛的共识，没有强有力的市场运作和政府的重大经济政策支持，没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警示、建议和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的局部措施，绝对不足以对付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我衷心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益、股市兴衰、国企改革等等的同时，更多关注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关系，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我相信布朗的说法：“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携起手来就可以构建出一种经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