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读长篇小说，时常废寝忘食，一口气看完。年老以后很少再有如此情状，故事对我失去媚惑，况且有些拙劣的虚构令人难以卒读。而这一回读高嵩的《马嵬驿》，我重新感受到了通宵达旦手不释卷的愉悦。
当然，情节的吸引力，依旧是个重要因素。即使早已熟知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马嵬驿始终是个谜。这一次历史的大转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信“国史”之说，以为不大可能出现没有主谋并且取得成功的兵变。那么主谋是谁？该书的编者介绍说，这部书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有可能使读者原有印象发生改变”，这便耐人寻味。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便根据杜甫的《北征》，表示了对“自发兵变说”的怀疑。其实，作为李隆基和李亨同时代的诗人，杜甫“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的诗句，已经显示他的观点。一方面，对肃宗表达中兴的期望；另一方面，表明陈玄礼是“仗钺”除奸，玄宗毕竟不同桀纣，还不是个亡国之君。
可是，从白居易的《长恨歌》起，李隆基便成了个“情种”式的无道昏君。中经元白朴《梧桐雨》、清洪升《长生殿》等一系列唐传奇与戏剧的渲染，这位“风流天子”，天宝以后日渐腐化，混乱朝纲，贪色忘国，就跟后主归为一类了。杨玉环则如杜甫《北征》诗中定位，乃是个凭姿容而误国的“祸水”。
鲁迅指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高嵩“沾鲁迅遗泽，翻千年旧案”，而且有他自己的历史观和美学观。对杨贵妃，他与唐末徐夤和清代袁枚在各自诗中所表述的感叹遥相呼应。徐夤的《开元即事》感慨：“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袁枚的《再题马嵬驿》叹道：“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才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而高嵩在《马嵬驿》中对杨玉环人物性格与命运轨迹的叙写铺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若将“解释”一词当作“破译”之意，那么高嵩“倾二十七年心血，重塑杨贵妃”，也就是在“破译”李白《清平调》那一句“解释春风无限恨”的“恨”之实质了。
作品在描述“沉香亭畔李白题诗”一节中，刻画了杨贵妃默念《清平调》第三首第三句“解释春风无限恨”时的心理活动：“她感到，这句歌词，把两情之间绚丽的燃烧高高地举向天空，让它变成七彩的太阳照耀人间，使人间情爱的一切恨事，全都融化得无影无踪。”随后，她又一次猛然省悟，“啊，李白那支笔，能够这么轻松，这么从容又这么有力地深入人的情感的髓腔……”
可以说，心理、独白和梦境构成为《马嵬驿》的重要内容，跟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演绎和环境氛围的铺展，水乳交融。小说开篇就通过玄宗美梦，拉开悲剧序幕。随即又通过回叙，将“沉香亭”和“长生殿”，浓墨重彩勾绘出来。沉香亭畔“一枝红艳露凝香”；长生殿正当夜半无人，而“词中有誓两心知”。但是这两颗心，果真能够“恩爱无尽时”么？就在这自古以来曾多次被描绘的情境里，高嵩别出机杼，创造了耳目一新的唐明皇与杨贵妃。
“沉香亭”中的杨贵妃，是被“暖烘烘的幸福感受翻来覆去熨烫着”的，她“感到她和他的两个生命已经被炽烈的爱火烧结在一起”。“长生殿”里的杨贵妃，则已七次梦见过死。正因七死之忧，才引导出七夕之誓。但皇上的金口玉言，真个就不会变么？这时的杨贵妃，觉得牛郎织女“才值得羡慕”，“耿耿相恋之情始终如一”，而“人间万事，太难预料，只怕是呀——承平未肯离须臾，电骇雷惊成永诀！”
“长生殿”里的唐明皇，是为了安抚杨贵妃的忧虑而“盟誓”的。“这时他是那样自信，那样雄壮有力。他感到站在她身边护持着她的，不是他——一个年老的男人的身躯，而是整个帝国，一个比三山五岭的总和还要高大宏伟的帝国。这个帝国在他体内放大着他，使他傲立苍穹，吞吐星云。”
这两颗紧贴着又阻隔着的心，都是由两个矛盾的方面组合而成。他是君王，又是男人。当现实迫使“帝国在他体内放大”，那男人便只能退守于天国。她是“一个女人，不管如何被你视为天赐的至宝，跟你李家江山相比，也不过是你的马蹄趟起的一粒尘埃！
“身系大唐安危”的当朝天子的风流，客观上导致了国运与人性发生不可共存的危机。在这个纽结上，贵妃比明皇清醒，明皇比贵妃无奈。他和她的生命轨迹，都是既恪守着人性，又遵从了国运的。贵妃自觉赴死，明皇坦然让位，两个人不得不舍弃了人间的恩爱，为后世留下个“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而《长恨歌》等所吟咏的“恨”，还不仅限于情爱的毁灭。千年来围绕着马嵬驿所做的文章，都没有离开这个窠臼。因此，这一类型作品，因写爱情毁灭催人泪下广为流传，又都被评论者解释为暗涵着另一个讽喻玄宗的题意。这解释对唐明皇和杨贵妃，都有失公允。我以为高嵩的重新解释更切真实。
如此说来，李隆基便是马嵬之变的“主谋”了？若不从贬义理解，这样说未尝不可。历史总在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之下前进，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核心的皇权体现在他身上，他即使不愿这样，也必须这样。这就是所谓人的“双重性”吧，而惟其如此，才能写出如鲁迅评《
红楼梦》所说那样“真的人物”。
这是我读《马嵬驿》后，对原有印象的“改变”或说“认证”。对“妒杀”之说，我原来就存疑（设使这材料被演义成为“东方的奥塞罗”，或许更投合当前市场口味。），而对高嵩这一既有文学功力又有史学造诣的艺术成果，我是自以为“知音”的。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习惯以结构营建、细节描绘和氛围渲染的成败得失来判断作家的功力和造诣。能“一枝红艳露凝香”者，堪称上品，《马嵬驿》正是如此。它把“天宝”到“至德”的十五年，凝缩于仓皇辞庙到马嵬之变的六天；将“华清池”、“沉香亭”“长生殿”、“花萼楼”、“芙蓉苑”、“宣阳坊”、“延秋门”、“金城驿”、“马嵬坡”等情节和细节，贯穿成精致的整体，犹如金线串珍珠。例如杨贵妃赴死前，她对红桃回忆的八次梦，讲述的六件事，既是事件的凝聚，又是心灵的辐射，所有这些，纵横交错，行云流水，构成了《马嵬驿》戏剧般的历史，诗一样的小说。
三百二十年前，洪升写《长生殿》，从初稿到定稿，历经十五年。三百年后，高嵩写《马嵬驿》，从准备到完稿，花费了二十七年。这创作态度跟当今流行的“畅销书”操作法，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对这本书既“首肯”又有“求全责备”。窃以为，李亨性格的定位，似乎近于“阴谋家”了；蒙面人的“行刺”未免显得“突兀”；而杨国忠“武功”胜过“高手”，也有点“流俗”。此外，结尾尚欠雅致优美，个别文字有待推敲。
（《马嵬驿》，高嵩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1月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