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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社会消解了崇高，放弃了固有的价值，向人们昭示：启蒙死了，你不必再期待有人来开启心智，也没有人哀你的不幸，怒你的不争。你的不幸是你的现实，你的不争是你的选择。有着强大制度支持的“合理性”，构成了一个令人无法逃避的语境。《新世纪的思想地图》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思想努力。
       中国知识分子对后现代的理解是实用的，企图借助于语词的转换和符号的借用获取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捷径。他们对当下问题的思考是象征性的，类似于进行一种方法的试验。他们之所以钟情于哈贝马斯等后现代大师的只言片语，是因为他们对固有的话语秩序失去了兴趣，于是只能靠话语的转型来激活思想。在后现代语境中，启蒙不再是思想的目的地，“唤醒”式的启蒙无法与交谈理性相适应。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心中充满疑惑的人无心去指点别人。况且，选择已成为一件私人性质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对待生活，如果有人以启蒙的名义主张给别人进行生活设计的话，势必会引起更多人的疏远。当然，知识分子从来都不以“少数人”为耻辱，但是，他们难以回避多数人的现实，否则，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就是一句空话。
       知识分子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他们有一个超越专业知识的共同点，就是对社会现实有一种批判的冲动和激情。虽然他们没有话语霸权，但是，却善于高谈阔论，发表个人意见。在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身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是依附性的存在，他们只能看有权者的眼色行事，即使是发牢骚、诉不平，也不能超过一定的度量。殊不知，你可以封住知识分子的嘴巴，却无法控制其内心的自由，沉默并不意味着顺从。在喑哑的背景后面，潜藏着更大的危机。更何况，不准说实话，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致命的事情，他们中的聪明人很快就习惯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知识分子一旦缺失了公共良知，整个时代就变得不可救药了。知识分子的妥协，使这个社会的奴性无以复加。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保持某种张力，有益于整个社会朝民主、健康的道路发展。当然，我们并不要求知识者全都是激进分子，动辄拍案而起，粪土当年万户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同样是多元化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他们的认同缘于独立思考，而并非屈从于权力。
       知识分子不是生长于体制外的，他们需要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认可，需要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他们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批判性是与独立思考相伴随的，知识分子是当然的批判者，是最基本的清醒者。一旦知识分子集体性死亡，整个社会就会发生话语瘫痪，获得客观真理和有效道德判断的渠道就会被堵塞。意义无法交流，规则无从确立，信仰崩溃，理想架空，大家生活得没头没脑，盲目而暗无天日。无人追问，无人呐喊，无人反思，一切都无需思量，理解和阐释是多余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反理性的社会里，倒是平安无事，没有智慧的痛苦，也没有良知的折磨。大家一脸傻笑，一肚子空虚无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自然是多余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大家不愿意跟他们搭腔，嫌他们没事找事。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在于无人问津。“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雷蒙·阿隆语）。知识分子无需赶什么风头，也不必充当什么学术明星，但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却不容取消。许纪霖认为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合法性重建的问题。他们需要在众声喧哗中寻求一种公共表达，以此来寻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当媒体穷尽一切手段打造“成功人士”的时候，当年轻人忘情追逐“扮酷”的明星的时候，谁来替弱势群体说句话？谁来倾听那些被商业喧嚣淹没的脆弱的声音？谁来关注那些漂泊者的灵魂和命运？知识分子的缺席，不仅是声音的缺失，更是良知的缺失。知识分子在争取个体权利的时候，不能忘却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当下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以道德教谕者自居，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像王朔那样，以嘲讽挖苦、揶揄道德原则为乐趣。频频发生的学术腐败丑闻进一步证明一些知识分子已经不把冲破道德底线当成一回事。对利益的畸形追求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更多的学者教授把业余时间用来赶场赚取，成为当下体制的受益者。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固有的批判性精神气质就会受到根本性破坏。他们只能在权力和金钱的圈子里进行学术游戏，知识成为一种牟利工具。我们从知识分子的心灵层面中已很难找到乌托邦的影子，他们已经成为自己初始理想的敌人。知识分子内心的溃疡不仅阻碍了自己对真知的追求，而且也损坏了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媒体的操控下，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被强烈的专业色彩所遮盖。媒体渲染着教授的年薪，炒作着经济学家的狂言、法学家的媚语。这些满天飞扬的文化碎片与白领的风花雪月、小资的灯红酒绿掺杂在一起，形成一道不伦不类的文化风景，透着后殖民时代的虚荣和矫情。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许纪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