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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作家穆齐尔长达九十九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出版三十年以后才逐渐被世人认识，八十年代初西方世界掀起穆齐尔热。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对穆齐尔的作品推崇备至，他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进入中国，并风靡整个中国文坛，但直到新世纪初，《没有个性的人》才被译介到中国。世人接受穆齐尔的作品如此滞后，也许因为有阅读理解上的困难。昆德拉在论及穆齐尔和另外两位作家的作品时曾谈到：“它们被尊重，甚至欣赏，但是没有被理解，以致我们世纪小说历史中最伟大的转折的发生并没有受到注意。”其实，穆齐尔的作品确如著名评论家比尔所言，整个行文中“没有一行字言之无物”。《没有个性的人》在近年被评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应该当之无愧。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曾经把它作为一本反复阅读的“永久读物”。
       《没有个性的人》文字浩繁，但结构并不十分复杂，表现手法也不怪异，这部耗用了穆齐尔一生大部分时光的作品，以严肃的思考和丰富深刻的表达，构建出一部真正意义的精神性小说。它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悬念式叙述，也无意于玄虚的艺术形式，而选取了随笔式文体的叙述方式。这种随笔性文体在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上不刻意构建或雕凿，其开放式的自然随意的叙述，因为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特质，更贴近穆齐尔小说内在本质所要求的叙述效果，而与作品的内在旨趣恰相和谐。主人公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我思故我在”的状态，更妥帖、真切地表现着作品所要传达的主旨，“在穆齐尔那里，一切都成为主题（关于存在的提问）。”昆德拉作为同样将理性的议论文字与小说传统的描述文字有机结合的作家，可谓道出了作品真髓。
       “没有个性的人”，这个表面看去普通的概念，被穆齐尔赋予了不同一般的意义，因而具有了理解的难度，也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在穆齐尔这里，“个性”已非指个人性格的个性，而是相对于社会存在具有“人”之意义的个性。因而，“没有个性”即指人的一切的思维言行已不为个体的主观意志所左右，不具有个体的意志力，而为现实存在的固有机制，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所决定。比如，在一个以数学的精密来量化和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人们不自觉卷入科技的狂欢，为机器所奴役；相对于拜金主义的盛行，物欲的张扬，使人情感荒芜，成为物化的“空心人”；国家机器、道德裁决机构，围绕着凌驾于“人”之上的利益、荣誉、社会习惯势力而运转；当个体评价一个事物，做一件事情时，不自知地为已经植入脑中的社会普泛的价值观念所左右……诸如此类，直抵哲学的主要命题：关于存在的问题。穆齐尔笔下的人生存着，却以失去个性的方式存在着；人，作为区别于“物”的具有意志的生命，却以丧失自主力的方式生存着；在由人构成的世界里，人却是以千人一面盖有集体印章、复制、互仿的方式存在着，成为没有“人”的世界。穆齐尔将目光逼近四围存在的事物，发现一切浮在事物表层的泡沫，与事物的真实或本质境况相去甚远，其间纠缠着太多的荒谬、怪诞和不可思议。正是因此，穆齐尔试图寻求这个人类社会内在运行的“秘密机制”。作为一个哲学博士，穆齐尔从1905年便开始了关于“没有个性的人”的思考，这种思绪一直绵延至他后来整个生命的历程，直至1942年他生命的尽头。
       “没有个性”既是这个时代普遍的疾病，又是这个时代典型的精神特征。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就是“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与生俱来就有成为著名人物的愿望，他希望通过军官、工程师、数学家三种职业获得成功。然而，当他意识到军官并不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儿，看到工程师千篇一律的呆板生活，认识到即使在数学这样真理的王国也论资排辈，便不愿意再做一个“有前途的人”了。“由于个性的拥有以对其现实存在的某种乐趣为前提”，乌尔里希作为找不到真正的现实存在的位置、丧失现实存在乐趣的人，“对自己也不具有现实感”了，而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后来乌尔里希在报端看到一则关于赛马的消息，文章使用了“天才”一词修饰那匹“赛马”，使他意识到，“天才”之打破物种界限的广泛使用，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极其技术化的时代，科学严酷、冷静的精神力量，使人类原先带有形而上特质和道德力量的关于“天才”的概念变得陈旧过时，所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量度“天才”，一如测算“天才”赛马的速度或拳王冠军的命中率。乌尔里希进而认识到自己虽然具有这个时代所宠爱的才能，却因为社会某种“秘密的机制”失去运用它以显示个性的可能性，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想要“拯救”人的个性特征，只剩下使用可量化的“天才”这条途径。于是，乌尔里希决定自己给自己的生命“告一年假”，去寻求一种适宜自己的途径。
       作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处在一种“没有名称的生活方式”中，看不出他从事什么职业，也没有主动的作为，只有被动的对外界事物的“反射”。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身染了这个时代无个性的疾病，却仍然不得不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走上一条思辨的思想之路。
       整个小说故事，围绕发生在奥匈帝国维也纳的“平行行动”展开。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1918年庆祝奥皇在位七十周年，因为在同一年，德国也将庆祝德皇在位三十周年，因此谓之“平行行动”。但事实上，到了1918年，这两个帝国都将不复存在，因而“平行行动”具有了讽刺意味。它的虚妄性质，不仅在于起因的荒诞，还在于整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纷繁的建议都未能令人满意，而又始终没有得到认同的建议可以实施。乌尔里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被动地被父亲牵入这项行动，作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始终无谓地忙碌，但同时他对身边一切事物“反射”进脑中的有关这个时代的思辨却从未终止。
       贯穿其中的莫斯布鲁格尔事件一直映现在乌尔里希的思考中。这个神经错乱杀害妓女的木匠，却因为他的疯狂显示了这个社会难得拥有的个性。也正是因为他缺乏教育，才没有被现行社会机制同化，没有成为“如出一辙”的别的什么人，而就是他自己。莫斯布鲁格尔不顾及外在一切的个人妄想，与乌尔里希寻求其他可能性的“另一种状态”的体验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出于小说的“反射性”原则，不仅莫斯布鲁格尔，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成为乌尔里希某种特质伸展的可能性演示。阿思海姆这个富有的商人和“大作家”，则对乌尔里希起着反衬作用。他自以为寻求到乌尔里希想要寻找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秘密”。认为整体的魅力和力量先于各别的部分而存在，其力量大于某个各别的功绩和个性显示。因而他主张心灵与理智、精神与现实（或经济、权力）的和谐统一。虽然他既腰缠万贯又不断著书立说，但是其内里的实质却是让精神适应生活，而不是乌尔里希的让生活适应精神。
       乌尔里希最终想要退出“平行行动”已形成中心并成为上流社会出入的圈子，避开社交活动，他越来越看清现代社会内部运行的机制，想要摆脱这种机制的巨大惯性对一个人的制约，回复到本真的生存状态。这时候，在其父丧葬的特殊情境下，他与妹妹阿加特情不自禁产生了一起共同生活的愿望，由此进入一种时空界限模糊的生存状态，体验到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美妙。他把兄妹俩共同奔赴的这“另一种状态”的生活称为“千年王国”，具有一种神话的性质。然而，兄妹俩一起生活，显然涉及道德禁忌，有“乱伦”的嫌疑，因而两个人不约而同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个雷区。“人们感觉到和所做的一切都以某种方式‘按生活的方向’进行着”，而“从这个方向引出的最小的运动也是艰难或吓人的。”兄妹俩愿意在一起又害怕在一起的心理，其逃离常规的艰难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惊吓”，令人心酸和哀伤。其实，乌尔里希知道这“另一种状态”是注定要失败的，长达九十九万字的小说的结局，正是妹妹阿加特在“平行行动”一个近乎闹剧的盛宴上不辞而别。
       乌尔里希或者说穆齐尔关于一个时代的思考并没有终结，正如乌尔里希常常感到自己既没有充分存在的理由，又没有可行的答案。穆齐尔在作品中一旦进入思维的清理过程，期望用数学一样的精确来阐明这个世界暖昧不明的问题，便涉入相关社会、历史、道德、哲学、心理等等庞大而复杂的命题，这种不断在瞬间展开的纷繁的思绪，使穆齐尔既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思想中，又常常陷入悖论的黑洞。作品中的乌尔里希不得不感叹：“精神就是大随机应变者”， “一切都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只拥有到下一个创造行为开始的时候”，“那么，说到底，莫不是只差精神自己没有了精神了吧？”如此典型的乌尔里希式的思辨，使穆齐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也未能完成这部巨著。也许，穆齐尔既意识到了思想的无限可能性，也体验到思维陷入悖论黑洞的困惑，明白他永远只能是在现实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中寻觅乌尔里希自我完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