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何为认识？认识与什么相关？在二十世纪，传统认识论、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都讨论这些问题。就内部情况，认识是如何发生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进展并不大，已经把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转交给了自然科学去探索。就外部情况而论，现在几条进路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即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知识并非简单归纳而来，“先入为主”也并非总是窥见真理之途中欲去除掉的障碍。
       海德格尔说，科学乃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之一。现代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他说，科学的本质乃是研究，而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林中路》，第74页）。这里的“程式”不但指方法和程序，还预先包括如何开启一个区域，后面展开的程式是在敞开的区域中或者布下的框架下进行的。海氏提到了数学对于现代科学的作用。接着他讲了番从科学哲学角度看十分精辟的话：“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林中路》，第77～78页）
       通俗点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有许多形而上的预设，其一便是“世界是有规律的，并且是自然因果的”；其二便是“这规律以数学的形式表达”；其三是“通过某种程序可以揭示这些规律”。现代科学实验就是揭示或者验证规律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所说的实验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存在着规律的观念，是先于观察和实验的。
       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有一整套对应的理论，如法国科学史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迪昂早就提出，“物理学中的所有观察都是理论渗透的”（theory-laden）；汉森结合心理学的一些事实，把“观察渗透理论”作了充分发挥；逻辑学家奎因则利用逻辑工具把这一认识推到极致，甚至走向了整体论和相对主义。到了世纪末，如果说科学哲学中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具体进步，“观察渗透理论”肯定要算上一个。这一“平凡”结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对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它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反面的影响。
       再看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兴趣”，德国用的是“Interesse”，与英文“interest”一样，有多种含义：旨趣、利益、兴趣等，汉语听起来相差太多。（我曾请教韩水法先生，他说译成“关切”较恰当。）哈氏认为彻底的认识论必然具有社会理论的形式，它是人借助于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把握世界的实践过程。哈氏指出，兴趣（关切）先于认识，它指导着认识，是认识活动的基础，而兴趣也只有借助于认识的效力才能实现自身。哈氏说：指导认识的兴趣自身是理性的，认识的意义以及认识的自律的标准，如果不能追溯它同兴趣的联系，就不可能得到澄清。（《认识与兴趣》，第286页）那么，究竟什么是“兴趣”？哈氏讲：“我把兴趣称之为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因此，这些基本导向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满足直接的经验需求，而是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里说的解决问题只是试图解决问题。因为指导认识的兴趣不能由提出的问题来决定；提出的这些问题作为问题，只有在由这些问题所规定的方法论的框架内才可能出现。指导认识的兴趣只能以客观提出的维持生活的，而且已经由存在本身的文化形式回答了的那些问题为准绳。”（《认识与兴趣》，第199页）
       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与科学哲学线索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一致性表现在如下方面：1）科学认识是继承性的，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提出本质上越超其时代的科学理论。即使真的提出来了，它也不能社会化，因而不成为现实的科学理论。2）理论先于观察，兴趣先于认识，理论规定了能够观察到什么以及认识的深度。3）科学观察是渗透着理论的，科学认识是承载着利益（或译为兴趣）的。
       如果说科学哲学或者社会批判理论侧重于从理论层面讨论“关切”与“认识”的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崛起后来传遍全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则从经验层面，以大量的科学案例，详尽的细节，经验性地展示了科学知识与利益（关切）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或者出发点便是：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没什么两样，都是利益（关切）相关的。注意，他们并没有否定科学知识的效力，相反认为效力太大了。
       在证明他们的基本想法（先有想法，想法如何得出并不重要。这同样不违背他们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他们重构了许多科学史实，他们的行动也被称作“社会建构论”。在争取生存权时或者在独树一帜的过程中，他们特别采取了“区别战略”，尽可能与所有流派“划界”。这样做有得有失。得于现在成了主流，失于把一些话说过了头，特别是过分强调了“社会”而忽视了“自然”。进入九十年代，SSK已经在做自身调整。“区别战略”已经退居二线。此时传统科学社会学与SSK也开始有限度地合作，非但如此，对于理解“何为科学”，任何一种探索背景都不再具有特权地位（早先无疑科学哲学具有特权，后来变成了科学社会学），剩下的只是science studies，每一个视角就仅仅作为一个视角，充当studies中的一种study。而科学之学成了类似生物之学（现在叫“生物学”）的一类东西，按理叫“科学学”就结了，可惜“科学学”早有特定的含义，于是还要另找名字，中译名则更难找。我曾造了个“科学元勘”，同行一听便懂，管事的官员不知其为何物。而这词却只是用来骗官员的，ＭＢＡ、ＭＰＡ都成，这“科学元勘”可不成，利益渗透不够也。没了关切，自然没了认识。
       SSK究竟是怎样做的？没有人能够代替自己阅读大量SSK本身的案例，这方面的中文出版物已经有不少。我已在《中华读书报》列举了近些年相关的译著名称。
       SSK给了我们什么？特别是给了我们中国人什么？从我自身的感受讲，的确是多方面的。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瓦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科学神圣论”教条。具体讲，现代社会是“平庸”的社会，现代科学是平凡的、世俗的科学。不管科学的书面成果多么具有合理性，从大尺度看它之得出一定是利益平衡的结果。说得再通俗些，你关注什么，你就认识什么；你的关注有多强，你的认识便有多深。把关注或者关切换成汉语的“利益”一词，或者换成“钱”一词，便是有多少钱就得多少认识，往哪投钱就得哪方面的认识。人类基因组计划、超级超导对撞机、核科学、环境科学、爱滋病研究等，无不如此。就局部个案来讲，肯定有不相符的，有人甚至敢挑衅似地宣称没有钱也可以搞科学、钱少也可以搞出高水平的科学，但整体平均看，我说的一定没错。
       难道思想家说了半天，就得出这么庸俗的结论？的确，哲学、科学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本身是值得尊重的人类思想活动，不乏智慧与洞见，但伟大真理往往离常识不远，只是普通人通常看不透，或者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