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科学究竟是什么；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判定某物是否科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如何；等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问题。SSK对于当今哲学和社会学都极富启示意义。自从SSK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诞生，有关争论就此起彼伏，如关于其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立场，甚至其反科学倾向。此外，还关涉到科学传播、科技报道和科技政策等问题。东方出版社这次出版的“知识与社会译丛”，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内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继后现代理论之后，目前国内引进的最有趣的一种学说。本刊选登三篇介绍兼评论性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以点带面讨论与SSK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读者关注。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西方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是“上帝死了”，另一个则是“理性化最终会导致扼制人性进一步发展的‘铁笼’”。初看起来，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不然——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提出了下列问题，即人怎样才能祛除他（她）所直接面对的对象的神秘魅力，从而真正使对象处于其适当的位置上，能够“为人所用”。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代表着开明和进步，而宗教则意味着愚昧和落后，因而“科学前进一步，上帝就后退一步”，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是理所当然的。简单说来这并不错，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否则，立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就不会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严重问题了。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于，人们在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的同时，是不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以往针对宗教的信仰和感情转移到科学技术上来了？近现代科学史已经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存在——尽管人们对科学家及其研究结果的态度没有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和盲目，但这种态度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信仰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化和理性化过程同时存在的“世界祛魅过程”，实际上是与人们把这种“魅”赋予科学技术的过程同步进行的。这种“魅”就科学技术而言有存在的合理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直接与理性所倡导的客观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英国爱丁堡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出，最近由北京的东方出版社以“知识与社会译丛”的名义系统译介的一系列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重要著作，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个方面进行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新探索。当然，和任何一个新崛起的理论流派一样，SSK也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陷，比如其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倾向未必能够解决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它的研究和论述所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等等，但只要我们不以把“魅”赋予科学的“求全责备”态度对待它，而是客观地集中注意它所探讨的问题、它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它所运用的方法、研究程序和得出的结论，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SSK所力求做到的，正是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祛除科学技术迄今为止所具有的“魅”，亦即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尽可能彻底的研究，使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知识本身同样接受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审查和检验，从而打破人们有可能对科学抱有的种种不合乎实际和带有迷信色彩的幻想。显然，对于进一步推动我们自己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科学知识乃至一般的人类知识的产生过程的方方面面来说，这种倾向和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具体说来，SSK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人类知识一样，都是作为信念（belief）而被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建构而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超凡脱俗之处；因此，作为人类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存在的、对科学知识及其产生过程的学术研究，必须着眼于科学家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建构过程，通过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经验性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研究，打破人们以往认为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绝对正确”和“普遍有效”的神圣光环，使科学理论及其生产过程和人类其他知识及其形成过程一样，接受同样客观和严格的学术考察和研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使科学本身“祛魅”，使人们真正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研究和讨论科学的各个方面。因此，尽管SSK不是“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全部，当代西方学者仍然认为它是这种“建构论”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组成部分之一。
       SSK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所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不仅是这个理论流派的理论核心，也把上述这种基本观点集中表现了出来。它的基本内容是四个“信条”：第一、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的条件；第二、应当同样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在说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的过程中，应当用同样的原因类型；第四、任何一种学说的说明模式，都应当同样能够运用于它自身。可见，这种“强纲领”最基本的特点和倾向，是把科学家的研究态度、研究范围和研究过程进一步全面化、彻底化——这不仅体现在它要求科学研究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有关方面，而且体现在它还要求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必须同样能够运用于研究科学本身。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具有什么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它的理论前提却是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换句话说，它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建构的”。这样一来，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学者看来，SSK的相对主义色彩就昭然若揭了。
       因此，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以往的所有科学知识确实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个体创立的（用SSK的话来说即“建构的”）”这个事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我们使科学祛魅、强调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中的个体创立的，并且因此而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知识的客观性与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相对性的关系？或者说，是不是对科学进行这里所说的“祛魅”，就一定会导致彻底摧毁人类知识体系的相对主义？这是SSK向我们今天的研究提出的问题——虽然它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前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所不可能回避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重视、引介和研究扬弃SSK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