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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也很高兴，在我忙于整理舒芜先生录音材料的２００１年初，《博览群书》杂志的朋友们也怀着同样的心愿与责任组织若干专家学者，做了另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这至少可以说明还有同路人，不会太寂寞。大家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我的想法是，任何判断都得有事实依据，否则“明理”就有困难。理之不明，就可能出现妄言。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需要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实在太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现代化的步伐走到今天，是到了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这与舒芜这个人、这个事件怎么联系？要具体准确，不然就缺乏说服力。清算历史的前提，是要搞清历史真相。这很难，可必须得做。因为，单凭新闻材料草草判断是很危险的。何况，几十年过来者，搅浑水大有人在，岂止于“竟相撩起衣襟亮伤疤”这么简单！所以，我在《舒芜口述自传》的后记中表明态度，不想对舒芜这个人物的那点新闻价值再添加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胡风案中当事人的证言尚有各执一词的情况，某些关键性细节深究起来似乎还不利落，但明眼人只须仔细阅读一下现存的有关材料，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事实真相当不成其为问题。应该对历史承担一份责任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作出怎样的辩驳，其应承担的责任也分毫不能有所增减。历史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只不过它往往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我又想，或许时光过了近半个世纪，我们今天来讨论这桩公案仍然为时过早？我对此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衷心希望诸位专家学者在讨论某些历史材料时，务必不要急眼上火。我非常赞同“容忍”二字，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是个事关国民心理素质的重大问题。大家既然是研讨问题，就该有一个研讨问题的姿态，犯不着站到某个当事人的视点上搞情绪对立，以至于彼此冷嘲热讽、激愤莫名。个别老人曾在当年的事件中受到损害，刻骨铭心，气不过写文章时骂几句难听的，原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尽管这种大批判似的跳骂未必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然而，某些隔了一代的年轻学子论及此事时也冷静不下来，做出或嫉恶如仇、或抱打不平的样子，让人比较困惑。我总觉得现在有些学者骨架太大，他站起来，别人就得失去空间。这使我联想到有一次在某名牌大学旁听一个学术讨论会，成员多半是研究生，不知为什么没扯几句正经的学术话题，就几乎吵起架来，观点对立的双方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一位边省来校进修的青年教师小心翼翼的想发个言，还没张口，就听见下面有一片窃笑声。当时我就犯嘀咕，莫非在学术上也有店大欺客一说？行家点拨我，这不叫“店大欺客”，这叫“话语霸权”。那么，讨论像１９５５年那么大一个复杂的公案时，如果也自觉不自觉地来点“霸权”的话，怎么谈得上问题的学术化呢？所以我呼吁，大家首先应该无条件的心平气和下来，平等交流，谁都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谁都应该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给对方多留些说话的空间，也就是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说话空间。这样，任何“霸权”都不搞，彼此客观真诚，谁的意见都受到尊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得来。要知道，当年胡风的那起公案，就是彻头彻尾“霸权”的产物！
       权力意志的确是个香饽饽，中国知识分子古往今来没有几人不嘴馋心贪。可具体到某个个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一言难尽。关于舒芜在胡风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最初是在接触胡风文艺理论时道听途说到的。后来，就被这件事牵着鼻子走了，把胡风理论摆到一边，一门心思做起舒芜的口述自传。我当时的想法很可笑，胡风已经去世了，舒芜还健在，我要赶在上帝的前面亲耳听一听这位老先生如何说话，他如何亲口说出那些最严肃的问题。这一说，就说了三年多，不光是我想知道的那点事，还有他漫长的一生。人的一生似乎都是特意为某一件事、某几天或是几分几秒钟而准备的。你要真正看清这几分几秒钟，就非得爬上整个人生的高坎不可。舒芜老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记中说，他的这个口述自传“对读者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看一个人如何虚度一生的。”我觉得这句话并非谦辞，而是老先生的肺腑之言。以我对他的观察，老先生是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人。他确实对自己的人生极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还并非简单地因了高官厚禄。一声“虚度”里面包含了多少往日的辛酸，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舒芜先生的一生本来是可以不“虚度”的。最起码，深厚的家学根底可以使他从容成就其学问理想，成为比现在有更大收获的学问家。老先生从小就是个心气颇高的人，又特别要强、特别勤奋，然而命运使得他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展开。父母的婚变，使他六岁就割断了自己与这个大家族在精神上最直接的脐带，而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又使他不得不早早脱离优裕的家园，去作无休无止的青春流浪。儒教、理学的种子被他带到社会生活这部大书里面，经受着重重叠叠生存的检验。他除了竭尽全力摆脱现实的困境，没有别的选择。舒芜先生几乎一生都在摆脱困境，但是，困境却始终包围着他。那些像乌云一样的“无物之物”一直笼罩在他的周围，想拨开它们，从中跳出来，是不可能的。相反，他越是往外拨弄，那云层就越加浓重厚黑。这些厚重的乌云只能感觉得到，却永远都捉不住，正如舒芜这名字的谐音“虚无”二字的含义。老先生内心的凄凉与苦痛是无以言表的。毫无疑问，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胡风案中一切的一切。
       在我之前，据说已有好几位颇具实力的研究者想为舒芜作传，都被老先生婉言谢绝了。对于自己的一生，他确实不想多说什么。伤疤太多，揭开哪一道都要流血。对相依为命的慈母一生命运的不公，舒芜可以不说；对自由结合的发妻遭受毒打活活丧命，舒芜也可以不说；对活泼可爱的女儿不治成疾自缢身亡，舒芜还可以不说……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些都过去了，所有的话都哽在喉咙里，所有的湿润都含眼眶里……但是，关于胡风和路翎，他不能不说。可这件事又如何说？因为实在是“责任无限”，有无比沉重的分量，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不动。在列数了近二十年失去或尚健在的亲朋好友之后，舒芜自然而然地想起胡风和路翎。要说在舒芜年轻时的朋友中，有哪些与他在感情上如同手足般轻重的话，舍胡风、路翎还有谁？这个结论，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口述自传中得出。然而在现在，提及“胡风和路翎也是这二十多年内逝世的”这样一句话，舒芜不能不颇费斟酌。因为这句话牵涉到太多的感情因素，又是太多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关注的焦点所在，他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一段固定的文字来表达，又特别煞费苦心地为路翎加了一句话，既表示“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铭记下来”，也显出更为清晰的感情层次。我以为在这里，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简简单单的话语，是字字见血见泪的。
       但是……但是，人们都能如老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从“有限”的“言语”中领会到“无限”的“责任”吗？难说。人们都站在高处（中国知识分子都愿意并习惯于站在高处说话），睁着雪亮的眼睛，要求他必须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要做到刀刀见血，一滴一滴的铭记，就像过去时代我们并不陌生的那些做法。可是，舒芜毕竟不是鲁迅，虽然他表示“尊五四，尤尊鲁迅”，但尊崇偶像是一回事，而真正具备偶像的博大胸襟与无畏勇气又是另一回事。不能因此就说舒芜没有忏悔。每个人忏悔的方式不一样。再说，忏悔是忏悔者自己内心的事，别人强免不得，也无从判断。忏悔需要独立面对的是神灵，而不是示众，不是非得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高喊不可。
       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并不是宽容。虽然我也颇为赞同建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理想，理解从这一理想出发不拘于微观的思路，但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道德底线是不可以消解的。既为“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应是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这是“清算”的常识，是受害者最基本、最合理的要求。问题是，五十年代发生的那桩公案，责任究竟怎样区分？这么大的社会毛病，真正的“病灶”究竟在哪里？当事人多到不可胜数，毛泽东、周扬、林默涵、袁水拍乃至舒芜，甚至也包括胡风、路翎等一大批受害者本人在内，都应难逃其咎。是大家的合力促成了一个事件的发生，每个人都应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而不能让某一副肩膀担当起一个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去翻一翻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就会清楚明白，那时往胡风脑袋上丢石子的人，岂止一个舒芜？许多大名鼎鼎、备受尊敬的文坛大佬，以至于有些后来的受害者，还不一样在那里一本正经说昏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出于自保、迫于压力？其实，多数都不是，最初的情况下，胡风的问题没有定性，没有谁强迫什么，可许多人就是要积极表现，不是“求荣”，不是落井下石，还能怎么解释？而这些人在以后的几十年、乃至今日，照样站在高处，照样大名鼎鼎、备受尊敬，连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都被指说得一地鸡毛，而这些人的好名声却始终不受影响。非但不受影响，反而由于他们极善于“忏悔”，倒立下一座座漂亮的贞节牌坊，有的居然也成了“受害者”，或者成了“英雄”。胡风案中的受害者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感情上说，同情理解他们，没有异议。可理性地思考一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没有检视自己的必要呢？在吃苦头之前，他们中有没有人跟着大势一起发疯过？就像舒芜，当初在洪峰涌来时，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得风气之先，带头学习，带头检讨，带头写文章，直至把个人之间的私信当作“材料”借出去，结果一步一步铸成大错。可是，犯过糊涂之后，当胡风、路翎于牢狱中苦苦煎熬时，自己还不是也被压在右派的大帽子底下挣扎。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在劫难逃”。再不客气地说一句，假如时光倒转，难保今日里那些振振有辞的道德君子们不重蹈过去舒芜们的覆辙，而且会表演得毫不逊色。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等等的背叛与伤害还少吗？
       正如很多专家所说的，历史并没有过去，而且也很难过去。道德清算中又犯道德性错误，就像我们政治生活中常有的连环套那样，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劝诸位不要太相信“道理”，而要相信事实，因为中国人做事从来没有哪一件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舒芜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这个民族，是时代和民族造就了他。舒芜是一个人，更是一个群体的典型。我很赞同关于要对舒芜这样的典型做个案研究的见解，于是眼下有了这本口述自传，应该说有了一个较为切实的基础。虽然，口述自传是自己眼中的自己，难免含着主观的成分，但恰恰这个“主观”对于客观观察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无疑是积极的方面。此外，就材料本身而言，人生任何的一点光色，都是其一生学养的折射。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世界，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读一个人就应努力读他的整体，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特定的前因后果，总是广泛联系中的一点。从个案的整体出发，也就是从世界的整体出发。我们需要追问的总题应该是，这个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容易随波逐流？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能蕴蓄出一个巨大的罪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集体无意识地迷失本性闭着眼睛说瞎话，而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人去残酷地点燃导火索？
       随着时光的推移，冤案一个个成为历史，那件具体的事毕竟都过去了，而我们这群人还要一起生活下去，要有效地阻止历史继续滑行，就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现在，胡风案真正的当事人多数已经作古，少数还健在，谈起事情的原委，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都还静不下心，但总还可以勉勉强强对得上话。实实在在的清算和反思，应该为期不远。我期待着更多有识见的师友以一种大的胸怀投入问题的研究，真正琢磨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所裨益的东西。我个人仍愿意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并愿目前这本《舒芜口述自传》能对诸位的研究有所帮助。
       （《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