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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非常钦佩拉兹洛的勇气。他几乎是踏着刚刚“牺牲”了他的“罗马俱乐部”兄弟的雷区在前进。后者曾经预言，因为能源几尽枯竭，为了不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必须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零增长。结果，报告出台后不久，新发现的石油储量成百倍增长，利用核等新能源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因此，报告后来几乎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乐观派的笑料。他们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视为“痴人的呓语”。也从此以后，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界，对于短期的预测都非常忌讳：因为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实也许会让你提前身败名裂。
       但拉兹洛竟然还敢于这么做。他认为，2001年到2010年对于人类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新纪元。如果人类目前仍然循着既有的思路发展，那么，2010年以后，人类将出现末日境况；当然，如果人类能认识到这种危险，进行整体意识革命，重新寻找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2010年以后，人类也许还有另外一条光明的前途：突破境况。
       上世纪初，经济学自由主义大师米塞斯曾断言：美国的制度就是全人类未来的制度，所有的国家的经济将来都会变成美国那样的经济模式。到了上世纪末，当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转向西方式社会制度时，日裔美国作家福山发表了惊人的论断：“历史已经终结，全人类都将走向美国人道路”。一本书对于世界的影响很有限，如果没有学者去人为夸大的话。拉兹洛的《巨变》及其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影响，肯定还不及罗马俱乐部及其《增长的极限》，因为后者毕竟成为了一个“思想事件”。因此，到2010年前，我相信人类还会循着拉兹洛所批评的这种思路亦即“美国思路”在走。而《巨变》的读者绝大多数可以活着看到2010年，因此，我也相信许多人在想：那就让我们等着瞧吧。
       或许，拉兹洛还会失败。而且将来还会有拉兹洛这样的失败者。但正如拉兹洛所言：未来不是要预测，而是被创造的。也就是说，这样的预言，其目的不在于预言本身，而在于想通过“乌鸦的叫声”警省人类，以开辟更加和谐的未来。所以，这种预言本身就是创造未来的一部分。作如是观，我相信拉兹洛本人也会很高兴于他的预言失败。
       （二）
       先不议拉兹洛提出的所谓意识革命的具体内容，仅从他的方法论看，是抓到了解决问题的最关键处即：他提出了整体性概念。这种整体性概念包括：人类要树立全球伦理，要有整体意识，要建立“整体性的新文明”。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整体性概念就是合作，以摆脱霍布斯丛林状态所造成的“囚徒困境”。而这种囚徒困境出现后，将因为“好人没有好报”，结果“没有人愿意做好人”。
       鲸鱼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历史上过度的捕捞，到了上个世纪初，这种曾遍布海洋各处的庞然大物中许多种类已经灭绝，剩下的种类也处在灭绝的威胁之中。在此情势下，1948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即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试图通过管理国际间捕鲸活动来挽救鲸鱼的命运。但这一委员会的作用并没有人们当初想象的大。有资料统计，在IWC成立之初，海洋中的蓝鲸存量大约有上百万头，座头鲸有约30万头。但到现在，全世界的蓝鲸数量不过3000头左右；座头鲸数量不过5000头左右。这对不少经济学圈外人来说，倒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从经济学上分析，IWC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注定了会失败。首先，为了限制过度捕捞，IWC采取的是一种在成员国之间进行配额的做法，即对每个成员国每年的捕鲸数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配额制订后，谁最先突破配额，谁就最先有利可图；而谁做好人遵守了协议，只能是吃亏。这种泛国际组织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对成员国遵守配额进行强制管理，因此最后每个成员国都会选择突破配额。其次，加入ＩＷＣ的成员国数量也很有限，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如果加入该组织的国家都遵守配额，那么，与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比较，从捕鲸中获利一定会少得多。不仅如此，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正好因为IWC成员国对自己捕鲸数量的约束而得以捕捞到更多的鲸，因此更加放纵自己的捕捞行为。两方面的因素结合，鲸鱼仍然不会因为IWC组织的成立而能侥幸逃脱最后灭绝的命运。
       因此，在人类的发展问题上，如果没有整体的意识所指导的整体性行动，单靠某个或某些国家采取单方面手段来抑制对自然无限度的攫取，必然是最先行动的国家最先倒霉，而不行动的国家正好得利。因此，除非有整体意识指导的整体性行为，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成为先驱者。今天的全球问题正是缺乏整体性意识的结果。
       （三）
       东方式主张天人和谐的思路无疑是解决人与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一个好思路。拉兹洛也很重视这条思路。因此，在书的扉页的语录中，他将源自中国道家的思想的一条语录放在头条。但如果这条思路没有成为世界性的整体共识之前，对于任何单方面采用这条思路发展的国家，未必是好事。
       马克思就指出过这里边潜存的悖论。今天世界的发展思路无疑是资本统治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利润无节制的追求的结果，也因此造成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经过资本统治，没有人格化的资本对利润永无餍足的追求，就又没有“唤醒生产力从地底下喷涌出来”的“魔力”。而这在仍然遵循拉兹洛所批评过的“理性促成的进化”的世界中，这样一个民族只能落个被征服甚至被消灭的命运。正因此，为避免这样的命运，一切民族国家都被整合进目前这样的发展思路，“除非它想灭亡”（马克思语），“发展”、“现代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现代性意识，作为所有民族所欲求的强大之路，本身就是“理性进化论”的产物。最终，民族国家也许会因为走上这条道路也暂时局部性地避免了被异族消灭的命运，但代价却必然是整个人类无可避免地集体性走上不归之路。
       记得李书磊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东方的沦落》，以人文学者的眼光描绘了人类这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他说，美国文化是人类欲望的象征。基督徒信仰上帝已近两千年，而实际上他们却越来越背离上帝之道，信仰的结果是造出了一个充满了自我毁灭危险的世界。这种源于基督徒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愚妄已通过西方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国榜样的力量传播到了东方世界，而东方保守的传统根本就无法抵御西方的扩张传统。现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你不加入这种潮流，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根本等不到人类最后灭亡的一天。李书磊先生最后叹道：“大概人类最后毁灭是上天的定数，那就让我们随缘吧。”
       回到拉兹洛整体性概念。如果没有人类关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整体性意识革命，如果人类没有关于全球伦理的共识，没有整个人类共同采取行动，而不仅是少数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我也是悲观派。
       （四）
       但拉兹洛不悲观。据说他是悲观的乐观派。的确，从《巨变》中，我看到一个很耐心的说教者，甚至没有一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他还要求他的读者也都要乐观。
       如果人类真按照拉兹洛提出的意识革命，共同行动，那么人类或者有救。但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人类共同走上集体行动之路呢？有什么契机能让这个世界上的强者改变自身并重新为发展中国家起另外的示范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拉兹洛的著作的价值要大打折扣。大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就忠告过后人：倘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努力想找寻某些改革方法而找不到的话，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没有资格说现在的结构应该改变。
       非常不幸的是，我目前看不到这种力量与契机的出现。相反，我看到另外的一面，即：当对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的考虑遇到个别民族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时，“就像刺刀碰上了软绵绵的灯芯”（马克思语）。
       比如美国。拉兹洛在书中写道，占全球总人口4.1%的美国人，消耗掉全球总能源的25%，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浪费的。联合组教科文组织一项统计说，为保证发展中国家妇女正常的生育，需要投入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妇女每年花在购买香水上的钱为12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9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确保正常用水，而美国妇女每年在美容上的花费就高达8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解决温饱问题需要130亿美元，而欧洲和美国每年为饲养宠物就要用掉170亿美元；花１０亿美元便可将全球疟疾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一半，世界上已有110万人因此病而死亡，而1999年美国人为购买伟哥花掉了10亿美元。从1975到1997年，总共发明出了122。种减肥和抑制食欲的药品；而同期，只有１３种治疗疟疾、血吸虫病和其它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热带病的新药问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是使地球与人类之间关系紧张的最大制造者。但美国人不以为然。2001年小布什上台，针对各国政要对其不在旨在限制有害气体排放的《京都协议书》上签字的诘难，他竟然脱口而出：“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怀疑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全球气候变暖了，我们美国人可以住在装了空调的房子里；南北两极臭氧层出空洞了，我们美国人不住在那里；即便地球有一天毁灭了，我们美国人还可以移民太空。
       如此这般，人类还有希望吗？“让我们随缘吧。”
       （五）
       悲观不好，消极者不好。但如果指错了路开错了药，这样的乐观的积极行动者，在我看来更危险。
       读完拉兹洛的《巨变》后，我看到了其中隐含着这样的危险。他竟然天真到将美国的所谓“文化创意派”的“后现代”生活方式作为全球整体意识革命的希望。而在扉页中，他恰恰引用了爱因斯坦那句名言：“你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
       不错，这些人表面上看是“追求自发的简朴的生活形态”，对“健康、精神、艺术和大自然有更多的追求”，但实质上，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经济支撑甚至都超过“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亚当·斯密在几百年前就在《国富论》中说，同样是钓鱼，苦难的农民指望着从中能找到生活的部分来源；而富人却是消遣的一种方式，他还要付费。正是富人要付费的消遣式钓鱼，使得穷人只能靠钓鱼来弥补部分生活。需知，目前在发达国家所谓的“文化创意派”，都是生活在这一社会中产阶层中上层以及富人中间。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全球生活的榜样，对于缓解人与环境之间紧张的关系不但无助，反会加剧。
       托夫勒也曾像拉兹洛般对大家说，这一次产业升级不会增加能源消耗，因为信息业是一种无污染低能耗无纸化的工业。但他没有想到，那些凭着信息产业发了财的富翁追求的所谓自然的消费是：别墅、高级家具、纯棉服装、野生动植物滋补及治疗品……更有力的证据是：“最大规模的森林毁损，不是发生在工业时代，而是发生在信息时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出现在第二次浪潮（工业），而是出现于第三次浪潮（信息业与服务业）……”
       有一位诗人说：“真正的元凶是从来不直接杀人的，而且他慈眉善目。往往是饱食终日的人要求失去土地的人保护环境。”
       无论是否可行，拉兹洛作为人类新的发展道路的呼吁者与践行者，还是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尊重。
       罗素说：人类将在学会思考前灭绝。我想，无论怎么说，即便人类真在不久后就灭绝了，拉兹洛《巨变》中的思考也是人类灭绝前最有价值的思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