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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科技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前进，给人类社会带来辉煌成果的同时，对它是否还带来了无法化解的危机的忧虑也在增长。这种忧虑在上世纪中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如果说，在这之前对科学技术的种种批评（如我们的祖先詈之为“奇技淫巧”；如卢梭认定科学技术的繁荣将败坏道德和风俗）还多是出自于旧传统、旧价值观的拒斥，出于田园诗式的价值感伤和往日缅怀的话，那么，自从原子弹的出现，这种批判已成为事关生死的忧惧了——爱因斯坦那句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名言表达了这种恐惧：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用原子弹来作战，那么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用棍棒来进行战斗了——这种忧惧确实构成了一种制约因素：至今，核战争终于没打起来（除了广岛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然而，不那么直接事关生死的危机照样因科技进步在积累、在发展。Ｍ·玻恩曾以阴郁的笔调写下了这种危机的前景：即使核战争的浩劫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黑暗的未来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医学战胜了疾病，“结果出现了灾难性的人口过剩；城市挤满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触”；通讯、交通发达的结果是“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了”；汽车给人们带来方便，也造成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如果说这一切都还是可以用“技术和行政上的补救办法来及时纠正”的问题的话，那么，“真正的痼疾更为深刻”。这就是“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这些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来一点也没有过时。那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只有变本加厉。
       于是我们就被迫面对着拉兹洛所描述的“第五次浪潮”和全球系统突变的“临界状态”。他这看来耸人听闻的论断所依据的是确实令人深思的事实。人类在二十世纪已经经历的四次浪潮（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主义、非殖民化浪潮、改革和公开性），基本上都是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动荡，无论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总算都已经对付过去了；然而，在这些政治动荡过去后，世界并没有太平。人们发现自己此后所面对的却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困境——无可逃避的新一轮浪潮恰恰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身带来的问题！首先，全球性的人口爆炸及其相关的老龄化、城市化、移民和难民问题；其次，贫困化和大规模的饥馑；再次，这种非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局势紧张导致的军备竞赛升级和资源耗费；再次，环境问题。这个已然汹汹而来的“第五次浪潮”绝不像二十年前人们谈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样充满了期待，而几乎是一种让人心烦意乱、无所措手足的四面楚歌——所有这些问题的纠结太繁、太紧，几乎找不到可以砍断这恶性循环链条的最适当的环节。而这种危机的积累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爆发前夕的临界状态，按拉兹洛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个遵循复杂巨系统进化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规律的全球系统已将进入它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这将是最关键的十年，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越过临界点，跌入混沌状态；那么，第四个阶段，“末日境况”就将接踵而至：或者是大瓦解、大破坏、大灾难，或者，是大跃迁、大突破、大转变（macroshift），跃迁、转变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这种预言，听起来有点像居维叶的“灾变论”，又有点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反修大论战中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呼唤，大体上，也许都是不会兑现，都是不兑现为好的。我不知道拉兹洛这以“非线性混沌动力学”为据的预言究竟有几分把握，但我知道世界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与其把“临界点”和“混沌状态”看作一种预言，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警告，它的哲学意义大于它的时段划分意义：人类，确实已走到一个关节点上了，是得对自己何去何从想一想了。
       我想，我们应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拉兹洛的警告，不应把它看成一种耸人听闻。我们所面临的“巨变”，的确是“涵盖生活所有层面的变动。它虽是由科技所促成，但由此所形成的紧张与冲突，却没有一个纯科技的解决方法”。由于“迅速和不加反思地利用当代科技”，已使我们处于尖锐的危机之中。“既有的价值观、见解和行为变成没有作用，甚至是危险的。我们必须有更新的认知、评价世界的方式，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这确实是很困难，然而再难也得努力一试，因为历史正是由人的意志和努力构成的。“巨变绝非以命定的方式展开，而是紧紧跟随着人类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调整形成的。巨变犹如航行怒海之上的巨大超级油轮，单是驾驶可不成，须得有先见之明和理解始能导而航之。”——这就是拉兹洛那悲观中的乐观，他还坚信能够对历史巨变进行“导航”。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感，没有敏锐的批判眼光和宏阔的视野，没有结合着历史悲悯之情的清醒和睿智，谁敢于作出这样的预言和论断？但是，在指出这危机的临近之后，谁又能那么有把握地说，他给出的就是真正可行的出路，是英明而正确的导航？曾几何时，人类史上的导航者们不是把历史引向了乌托邦？拉兹洛的论述中同样交织着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乌托邦的理想。他为因应“巨变”而提出的方案，就是要求我们来一场“意识革命”，根本改变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他认定由此就可以摆脱人类社会目前的困境，把巨变导入一个新的合理的方向。例如，他正确地提出要消除“五大恶性迷思”；他还认为应该抛弃一系列次要的但是同样妨碍人类完成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之有误，对于我们来说，有些已经十分清楚，有些则还不愿意接受。拉兹洛认为，一旦这种价值观的变更和转换得以实现，人类就可以将历史进程导向“另一种进化方向”：从理性进化到整体进化，从古典理性主义所指导的崇尚物质的“外延进化”（其最主要目标是三个“Ｃ”：征服、殖民、消费——conquest， colonization， consumption）转向重视人类和人类社群的“内涵进化”（追求的目标是另外的三个“Ｃ”：人际关系上的联系、沟通和意识的觉悟——connection， communication，consciousness），它将导致“一个可持续的、全球一体而地方多样的”“整体文明”的世界，在这个合理的未来世界中，“主权民族国家”将让位给“跨国家世界”——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保障和平和安全，而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则保障各地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实现；在那儿，人们在生活上都追求一种简朴、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符合“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并把关注的重心从物欲的满足转向性灵的提升和精神的沟通，大家以新的“环球伦理”取代旧道德观，以具文化色彩的整体论世界观对待大自然和整个宇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更高级的新文明。
       如果说拉兹洛的现实批判令人钦佩他的敏锐和深刻的话，那么他的未来描绘却不能令人振奋，因为他指出的方向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未来学研究确实需要以一种乌托邦来表达它对现实的批判，但是这毕竟不是建构现实的方案。在这里，影响他的合理而美好的构想实现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实利益问题——而这，是不能用某种善良的愿望和劝说去改变的。导致目前“富人滥用、穷人则误用地球资源”，使地球陷于无法承受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原因，决不单是意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益问题。如果说，我们还有些许可能“说服”富人为了切身利益而从他们所消耗的巨大资源中做些微不足道的消减并转向“探访自然、历史胜迹，听音乐，欣赏文学”这些“对我们心灵更好、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更轻”的高雅活动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制止尚处在饥饿中的“发展中国家二十亿大众”把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作为样榜来渴求自身境况的改变呢？圣人可以有压抑物欲的自律：“活的简单些，只为了让别人也能够生存”（甘地）；思想家可以指出“简朴生活乃是选择更大的个人幸福与更深刻的人生意义的成果”，并且批评“若是穷人认为模仿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改善生活品质，那可就错得离谱了”，并且是“愚不可及”（拉兹洛）；可是在生活于贫困之中（或贫困边缘）的无数芸芸众生那里，却依然是这“错得离谱”的向往成为其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主流，甚至成为他们整个社会的追求目标和理想支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们（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等）就面临过这样的尴尬：当他们从一战后的西方世界觉察到了物欲横流的科技文明“破产”的信息，把这告诉了国人，希望以东方“精神文明”去救度这个世界时，他们在中国“前进的思想界”得到的是一片嗤笑，更不用说政治上的严厉批判了。拉兹洛是否知道，他在东方世界曾有过这样的先驱？
       在富人和穷人那一系列“错得离谱”的“短视”背后，其实是利益的驱动。那些在拉兹洛这样的先觉者看来不成其为“利益”的物欲追求在庸众那里能够成其为“利益”，我想，是人生命的有限性造成的：这不足百年的生命周期决定着他们的许多行为原则，如基本的生存需要，成就感，享受生命的要求，等等。从芸芸众生对于“富人式”的消费模式的模仿追求，到君主帝王们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无耻，原因可能都在这里。从个体生命和利益的角度看，这似乎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对自己短暂生命之外的千秋万代负责。于是，能够抑制住这种不负责任的及时行乐态度的，就只有古人那种对“天人之际”的敬畏，或者西方那种宗教信仰了。而在这些都被科学理性扫荡之后，现在只剩下了责任感。然而，我们能指望人类的全体都具有这种与高尚情怀相连系的责任感吗？这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对于“少数人”，“责任行为”本身带来的价值评价可能就是他们所需要、所满足的东西，对于芸芸众生呢？如果没有一个能从高尚行为里“得到什么”的前景，他们是不会行动的——除非，不这样做他们还会失去什么，也就是说，还得有恐惧、敬畏（不管是因为宗教，还是因为灾难），才能使他们受到约束而趋善。然而，世界上现在还剩下多少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宗教情感？
       作为个体的人如此，作为群体的民族、国家亦然。“威斯特伐利亚”意识形态（《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形成的观念：民族国家是惟一的主权实体），和民族国家并未消逝。民族国家在可预见的时段内非但仍将存在，而且民族主义情绪还在继续加强着它。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有不少人愿意相信，“民族国家挥舞绝对权力大旗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要求各国“放弃在攸关共同利益和生死大事问题上拥有绝对主权的借口”，乃至在“地球祖国”、“地球公民”的新意识指导下放慢国际竞争，设计提升整个地球文明的政策。然而这也只是一些思想家、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一厢情愿而已。指望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主动放弃其“绝对权力”都是徒然的；不说行动，即便以此理论原则都是危险的。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和新思维”中提出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否已然造益于人类未来尚未可知，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从国家的解体到个人的羞辱）却不是谁都能够和愿意效法的。政治上的胜利者从来都不是理想主义者，而只能是现实利益的代表者。有什么力量能使现实利益的代表者和获得者放弃这些利益而选择未来、接受乌托邦？没有。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改变（从价值观到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决无可能。世界还是会变的，但是这种改变可能将不是人类的自觉努力和“意识革命”的结果，虽然先觉者一直在努力促成这种自觉。改变可能将是不得已的结果——就像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在下层不能照旧生活、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发生的。但对于第五次浪潮来说，有些事恐怕比革命更不可逆料——当人们要着手这不得已的改变时，有些生态灾难可能已经不可逆转了。
       历史一再表明，人类总是在灾难边缘一意孤行，在灾难发生后才如梦初醒。无怪乎玻恩当年的思考那么绝望：“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已经失败了。”因为“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所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最终将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有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今天人类已经有了自我毁灭的方法——或者是在十足疯狂的一次发作中，例如在某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迅速的一击而自我毁灭，或者是由于草率地动用原子技术，通过人类遗传结构中的一个缓慢的毒化和退化过程而自我毁灭。”“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然而即便如此悲观，玻恩还是要给自己寻找一种信念：科技发展同时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和一个辉煌的希望，即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和建立人间天堂的希望”。拉兹洛的《巨变》，差不多可以看成玻恩的忧虑和信心在半个世纪后的再现和回响：一样提出严峻的警告和深刻的分析，一样寄希望于人类的智慧和自觉，一样充满信心地从科学中寻找出路——玻恩寄希望于物理学的“互补原理”在政治、文化上的推广，拉兹洛则寄希望于“科学上的整体论”：整体论物理学、整体论生物学、整体论意识研究。也许，正如中国的老话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科学造成的问题，终究只能指望靠科学来解决吧。作为对于历史和人类未来有着责任感的那一部分人，我们应该对拉兹洛的思考和努力作出回应，但，更多的事，恐怕还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