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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不禁有点感慨。说只是“有点”，是因为书里所记述所披露的一切，不管是否曾经知道，但都似乎似曾相识（大概是因为鲁迅已被说得太多太多的缘故吧），一切也都像是在“题中应有之义”的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太叫人感到“石破天惊”的震动之处。但还是有点“感慨”，是因为这毕竟是当事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尤其是许多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琐事，道出了他这将近一生所经历、所感受的某种悲哀——虽然他都是以平静的语调在说。这是一种旁人无法替代的述说。而这一些往事出之于周海婴先生那几乎不带文饰的直笔，虽然不能像一些哲人、文豪的回忆录那样在必要之处以大段议论铺陈激发读者的情绪和思考，却也照样能在那质朴简单的几句感受、几句陈说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此中的意味。看完全书，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作者果然没有成为其父所憎恶的那种“空头文学家”。就这一点，或许就足以告慰先人于地下了。
       第二个感觉是：作者到底还是个搞理工的，“政治上不成熟”，以致于还是把一些当隐、当讳的事和人笔之于书——尽管他不断地表现出犹豫，不断地为此道歉——但还是说了。我们真该感谢他这种“不成熟”，因为，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点点琐事、一点点细节、一点点直言不讳，才使后人既看到了作者的真我，又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而不必在种种曲笔和含混其辞中去猜那些随着当事人逝去就将永远无解的历史真实。有不少这种“政治上正确”的回忆录，作者对自己所亲历的那些人所共知的人物和事件作出了人所共知的描述，而对那些我们所信奉的理论常教导大家要去发现的更“深刻的、本质的、内在的”一切，照样让你“一头雾水”。这种“回忆录”用不着“亲历”，我也能帮他写。人要是“成熟”到这个地步，那他一生的功名事业毫无疑问是可以保证的了，但若从历史的角度看，就叫你哭笑不得。
       周海婴的回忆给人的一个基本感受就是真实。我想，这既跟他学理工、搞科学的经历和思考习惯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讲科学、讲唯物的，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过去的种种事，“我不为长者讳”），又跟他以那种特殊的身份所获得的种种接触和见闻后，在晚年的平静回忆里所感受的超脱与淡泊不无关系。或许，更与得之于他作为一个“讲科学”的人晚年对一生所经历的“科学”以外的事的认真反思。——须知他是在“政治觉悟高”、“政治上成熟”的要求和压力下度过自己的几乎一生的啊。这样走过大半辈子以后，现在来个“蓦然回首”，能不明白一些什么，悟到一些什么吗？当然我不能说作者的所有陈说都真切无误可作为“信史”的，非但记忆由于年代渐远会有所误，即便是同一件事实，从不同的角度，也是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言说的。我们能肯定的只是，它作为作者的心路历程，作为其个人的思考和感受，有一种不加虚饰的真实。
       在这种真实中令我感慨尤深并对作者深感同情的是，在一个伟人的身影下做一个常人是何等不易、何等不幸。当然我们整个民族都有在一个伟人身影下度过几代的经历，但这与一个更具体的、活生生的家庭、儿童的经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芸芸众生而言，“政治觉悟高”的要求意味着某种经常性的“表态”和仪式的话，那么它对某些特定的“选民”（如周海婴）这个要求就达到了规定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的地步，真个是“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而后已。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作者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所经历的“桥牌风波”：“某日下午在宿舍里，有几个同学正在打桥牌，边上还站有旁观的，他们正在争论一副牌的叫牌规则。这时我恰巧经过，停步在一旁听了他们的争议，忍不住插嘴，按桥牌的规则解释了几句。说完便离开了，不料从此在同学中间传播一条‘新闻’，风言风语说：‘周某某这个人，整天打桥牌，不好好读书……’后来竟传到学校青年团领导那里，……为此专门找我去谈话，劝导我一番。意思是作为一个班干部（我是共青团员），又是某某的儿子，要顾及影响，不该沉湎于打桥牌等等。从此之后，吓得我对学校和班上的任何文娱活动，一概不敢再涉足了。”如果说这件事是在向作者提醒着他作为伟人之后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我”）所应该当屈从的“自律”的话，那么另外一些经历，恐怕就是他怎么自觉自律都无济于事的尴尬了。作者追述了几件他母亲许广平在１９４８年底到东北解放区，投身“到新的社会新的大中国摇篮中”（这是许广平在儿子二十岁时写给他的勉励之语）之后，下船伊始（他们是乘船北上的）所遭遇的“意外的烦恼事”：急于“为人民服务”修好了公家的唱机，却因音乐“喧闹”而被反映到上头；为了不再“闯祸”，处处“夹紧尾巴”（这竟然是来到“新社会”后的第一个感受和自我要求！）；活动中跟在茅盾夫人背后，却一不小心跟上了主席台，暴露了想当“政治家”的“野心”；言谈中问及在东北出鲁迅著作的出版社，被当作讨版税；为了把这些“讨”来的版税捐给“鲁艺”，费心地提款、兑款（换成不随物价动荡贬值的黄金），却被“看成浑身充满铜臭的资产阶级”，以致于连和他们一起北上的人（还都只是“民主人士”啊），都突然间对他们表现出“面若冰霜”，“惟恐躲避不及”……难怪作者至今“回想起来半个世纪前的这一段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阵阵的寒栗”。其实，人世间，种种误解、误会本是难免的，但把这变成有意的诛求就不妙了，而使这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出之，尤为不妙。作者的父亲就有过“积毁可销骨”的感叹，“众口铄金”、“三人成虎”、“诛心之论”这些成语也提示着这种情况和心态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是古已有之。但，即使如此，也始终有着有识之士对这一种文化性状持断然拒斥的抗议、批判态度。但突然有一天，所有这一类积习（恶习）都以革命相标榜、把这说成革命的需要、建立理想的新社会的需要时，情况就突然变了，变得甚至连敢以刚正不屈面对旧的恶势力的“有识之士”也都茫然失措，对于这样一种以诛求为“自律”的逻辑竟以为然，在思想上缴械输诚，甚至把这看成对崇高理想的认同、建立人间天国的必要。一旦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文化特性中恶劣因素的肆虐，就只是个迟早的问题了。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事后之智”去苛求当年的北上者，但即便在当时，不是也有一些以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的有无为原则，表现出了断识的人吗？即以事后之智论之，周海婴在书中几次使用的字眼“不寒而栗”，不也提示着还应当有的更深一层反省吗？
       若干年前的革命话语中有这么一个经典言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其实，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又何尝能自由、自主地选择！读罢全书，真令人感叹：周海婴这一生过得太压抑了——虽然经常显得很风光。他在书里引述了自己父亲极有先见的话：“我在这里，被抬得极高，苦极。”——鲁迅在这种“苦极”和别的“苦极”中及时地离开了世界，至少躲过了又一层“苦极”：那是把他抬得极高的另一位伟人在１９５７年对他可能的命运做出的严峻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其实，我们从另一些人的回忆中不难窥见信息：鲁迅自己对这种前景也曾有过预见。他惟一不曾预见到的恐怕是，在这美好的未来世界里，他的“友与敌”——从萧军、胡风、冯雪峰，到“周起应”等“四条汉子”都一无例外地难逃大劫。他留在世上的亲人——许广平和周海婴，都是以“识大体”的态度走过了这段历史的。而“历尽劫波”后，我们看到周海婴先生以一种更为“识大体”的平静而超越的态度反思了这一切，并且相当直率地写下了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一切。这真的很不容易。面对过去，面对历史，可能的“反思”不外几种：一是类似周海婴这种心平气和，也无所顾虑，不为尊者、长者讳，也不乏说出实话的勇气的反思。这其实应该只是面对历史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之上，还有一种更为深切、更为痛切的反省：从自己到社会，从理论到历史。这种“反思”就要付出代价，反思得越深刻，要付出的代价越大。那位曾是鲁迅论敌的“周起应”先生和另一两位比他更处高位的人，就是这样的反省者。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种，就是根本不反省的“反省者”：大难之后，他们偶作“反思”科，反思的惟一结论就是当年左得不够。
       周海婴父亲有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在现在是鲁迅的诸多诗句中引征率比“横眉冷对”两句还要高的句子。但愿作者的深意不要被乡愿化。有些“恩仇”是不能“泯”也不该“泯”的。我这里当然不是对人而言。周海婴先生以一种“历尽劫波”后的平静、从容和坦率的语调回忆了自己这七十余年的经历，是不是每个人在看完他的回忆以后都是感觉到同样的平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