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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九年己亥，饱经仕途艰辛，已经对经世济国彻底失望的龚自珍辞官南返，吟出了这样的千古绝唱：“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的心中，有着难以割舍的旧日迷梦，也有一丝淡淡的惆怅与失意，然而更多的却是新时代必将到来坚定信念。只过了七十多年，一位曾被黜多年而现在已经做了遗老的清流却写下了“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这样的充满绝望的诗句。同一落花，在定庵的眼中是生命的再生和更始，他希望“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西郊落花歌》），而在这位号弢庵的陈宝琛的眼里，落花却是家国苦难的缩影，是个人命运的象征，一切都是那么绝望，那么无可奈何。
       陈宝琛是光绪年间著名的清流，也是清末同光体闽派重要诗人。当时的同光体闽派以郑孝胥、陈衍为首领，南社巨子林庚白眼空四海，惟独推郑孝胥诗为当代第一，然而无论是从诗作情感的纯然粹然还是炼字造句的真切自然方面来说，陈宝琛都要高出郑孝胥和陈衍不止一筹。郑孝胥和陈衍绝对写不出陈宝琛的《感春》，写不出他的前、后《落花诗》。他们写不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也写不出那种渗入骨髓的忧惧与哀婉。苏轼评杜甫曰：“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陈宝琛是像杜甫一样的“纯儒”，是最主流的士大夫分子，他的忧愤怨啼始终与家国命运息息相通。
       封建时代清流的一个奇特的景观是只说不做。他们满怀忧愤，以饱满的激情抒写自己的政治向往，宣泄内心的不平，却从来不曾付诸行动。经过二十五年的赋闲生活，陈宝琛重新进入了权力核心，然而翻开《沧趣楼诗集》，他在“为帝王师”任内所写的诗仍是未脱颓唐。老成硕儒钻进幽闭的书斋中努力学习后山、简斋的诗风，还没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的青年却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者。维新派的人士力倡“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的“诗界革命”，似乎改天换地易如反掌。实际上，“老夫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居于高位的清流也曾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令风俗淳”的雄心，然而道德至上的权力运作体制却要求所有体制内的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就做百无一用的清流。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官吏的升迁擢拔同其实际的经世济国的才干毫不相干，而仅仅看他们的所谓的道德修为。权力运作体制所提倡的道德，最终都要归结到忠君爱国的终极目标上去，于是，愈是善于伪装的人，愈是平庸而恭顺的人，便愈能高踞要路津，而像陈宝琛这样的精英分子既不能依靠揣摩上意飞黄腾达，也不愿退而求田问舍，早营良窟，就只有通过苦力经营的吟咏，来表白其忠贞怛恻之心了。落花，便成为他们最喜采撷的意象。
       梁启超称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诗界革命三杰”，他们都曾有过慷慨激扬的少年时，但愈到后来，其诗作便愈是趋同于同光体诗人的风格。梁启超本人也是如此。我们看这些诗家的后期作品，倘若抹去名字，混入同光体诗人的集中，只怕很难择出。这一现象并非是简单的一句“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可以解释。只要社会依然是道德主义的社会，而不是自由竞争的社会，精英分子的最终出路就只能是四个字：“无可奈何”。不但维新派人物是如此，革命派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道德宿命。曾经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种族革命的著名诗人黄节，早年写下“凭眺莫遗桓武恨，陆沉何日起神州”的革命誓词，入民国以后，却在感叹“错被美人回靥看，不如漂泊满江南”的痛悔当中走过后半生的历程，他也最终归复到落花的命运中去。
       道德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要求体制内所有人臻于“无我”，把自身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完全混同。我们看陈宝琛的“生灭元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前落花诗》之三）这其中所哀挽的究竟是家国的兴亡，还是个人的穷通，实在难以分别。古典文学家们常常为一首作品究竟有没有寄托、有没有香草美人的隐喻而争辩不休，其实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典的士大夫和今天的人不同，他们不是生活意义上的人，而是忧患的人、心忧家国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家国的命运就是他们自身的命运。初盛时期的唐诗几乎见不到所谓的家国之思，忧愤之情，所谓家国自家国，我自我也，而愈近中晚，人与家国之间主客体关系便愈是隐晦，并在每一个改朝换代、亡国破家的时期彻底消亡。
       闻一多先生《贾岛》一文说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归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实则四灵也好、钟谭也罢，他们都不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主流，更不是中国主流诗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同光体却是中国主流诗学传统发展到极致境界的代表，由它可以上溯到晚唐的韩致尧，可以上溯到宋末的汪元量，上溯到明末的顾亭林、钱牧斋，却和曾一度是僧无本的贾岛漠不相干。韩偓是最早寄托其落花身世的诗人，他是杜甫以后最符合“纯儒”标准的唐代诗人，每到亡国亡天下的时候，总会有人吟起和他一样的调子：“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海上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此前数日，为其门人谢刚主国桢题扇面，两首是韩致尧诗，两首则是陈宝琛的《前落花诗》。从韩偓到陈宝琛，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走出落花身世的宿命，并由王国维以其自沉的悲壮宣布这一延续千年的悲剧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