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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和林行止先生都是名满海外学界的经济学大家。而其影响的日益增大，又远不止于经济学领域。他们都是以经济学为底蕴、以大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观照社会，极深创劈、极深智慧，而令惯吃庙堂冷猪肉的我们顿觉柳暗花明，大有佳境迭出之感。
       大约六七年前，张教授乘飞机外出，见某报有整版广告，谓之香江第一健笔如何云云，张教授大惊，自谓“我没有发这个广告呀，难道是阿康发神经？”再一看，健笔所指，主人乃是林行止，自视甚高的张先生遂大服，承认惟有林公可当此美誉。这种张氏幽默崇己也崇他，妥帖而有分寸。
       林、张二公，年相仿、道相若，林先生是香港《信报》的掌门人，该报又是香港最具公信力的传媒。张先生的为世所重，也跟《信报》的传播力密切相关。他给信报写了将近二十年的文章。他这位经济学奇才，把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化为行云流水的漫笔，逸出象牙塔，风靡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各阶层。林先生自己则是每天一篇，传播发掘近现代经济学知识，镶嵌社会政象，提领国际走势，将社会风云和纷扰世情剖析到无微不至，文笔风骨凛凛，饱蘸幽思与智慧，说理一针见血而透彻敢言，公众视为枕中秘宝。在传播新知，开启民众心智方面，张、林二公，委实可谓之经济学界的双子星座。他们生动而极饶创见的发挥，将文明史上影响卓著而旁逸斜出的经济学说当做一个浑然的整体，从各家各派的的思潮中清理出它的纵横交错的来龙去脉，观众思绪遂得激活，渊然自有全局的观念，同时也更深刻理解构成全局的各个部分。其头脑的健硕在于，他们以强大的免疫力突破了公式化倾向，将时代思潮、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生活随机随时互为生发，导出宏富深邃的见解。以此较之，某些戴着经济学家的头衔，学问识力俱极有限，随滔滔浊世而浮沉，进退失据，发论荒唐，甚至别有用心，那是精神上的聋，招致了见识上的哑。
       说到张五常教授的通俗性，我们不妨看看经济学的重要慧见也往往只是常识：
       男女交往有人想娶有人想嫁，但却不一定会成婚。
       不能让同一个人买太多的保险，否则他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发生意外。
       在市场里的金融体系借不到钱，就找非市场的地下钱庄或向亲友借钱筹钱，结果却不一定好。
       张先生的慧心，也走的是通俗的路线，他的通俗性不是为通俗而通俗，是用为大众理解的方法找出诱因问题，和经济操作中的大小盲点。他的文体是以简御繁，禅和尚说眉毛底下是眼睛，天下本无新鲜事，张先生则以为，至大至正的道理往往在常见的细微的事象之中。他注意到溪流的鳟鱼，由此谈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物品，可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从人类自私的天性来谈市场交换带来的社会利益，继而上升到“比较优胜定律”，以及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必要与重要；他到果园体察养蜂业，此前的经济学家也曾用果园等如诗如画的例子，来描述市场的失败，张先生在养蜂园蹲点三个月，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就是市价的精确，比之日常商品的买卖，是有过之无不及。他从航海的灯塔来谈经济共用品的性质，“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为社会利益计，灯塔就不应该收费。”从灯塔谈到作为共用品的电视节目，“让多一个人看电视的额外节目费用也是等于零”。从经济学上的灯塔他又链条咬合一般谈及发明专利权对私营企业的天然保护。他认为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却不是利害参半”。有人想在后天对人加以改造，张五常说，假若自私能带来的利是大于害的，又为什么要改呢？“就算人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那个‘理想模型’不恐怖？”于是他的论述就从“生物经济学”扩展开去了。事象难如累卵，而他心细若发有以结裹之，那结论，让人不得不相信他在花岗岩石上打出了水井！他行文不衫不履，亦庄亦谐，时潜时逸，而当中自有一种犀利；娓娓道来的同时精见迭出，而这里面又蕴涵着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经济理论思维方式。
       张先生的产权理论具有深刻的洞见，他的案例分析同时有就是理论的温床。由此影响了近两代中青年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改革蒙其惠泽多多。人说他是杰出的“传教士”加经济学者，乃是因为他能有效地向社会大众传播福音。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卖橘者言》，到今年社科文献的《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凭栏集》、《随意集》皆证明，他的功力是老子说的“绵绵若存”，用之不竭，在为人所忽略之极小处自见其大，天才地激活了中国文化以有限见无限的精神。
       林先生学生时代求学英伦，备尝艰辛苦难。但他的天分、意志品格促使他逆境求存，那时起，他即以趣味盎然的文字来化解“吞到肚里的泪水，抒发胸中的积闷”。他有本事从经济数据、股票价位、统计报表等“俗物厌物”之间，以良知和灵气为底线，求出潜藏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挪移，端的是妙语解开心中事。在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他每周写六篇评论，从不间断。常读其专栏的读者，深知其每一篇文章都堪称弹无虚发，镌刻着他的心血与功力。积于今，其论著已结为煌煌七十巨册面世。易宪容先生说：“他从事的政经评论写作，不仅使其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回报，且促使他对现代知识永无止境的追求。”这个过程，民智得以开，游移的市场得以追踪，变化歧出的经济现象为其所准确把脉。他的文章，证明了动荡的年代自有知识智慧作人心的支撑。
       林先生那种难以企及的对经济学说史的通体把握，以及创造性的解释，极为得体地随时结合时代境况点染而深化之，由于其深度和广度，所论有闻所未闻之处，因而极为震撼人心，大有诗人所谓“陌生化效果”。凯恩斯，那是“把操纵经济的大权从神灵手夺回交给人类的经济学家”，了得吗？林先生介绍他，专讲其投机心法。从凯恩斯最新出版的遗著了解其大宗理论旁边的投资哲学。分“风尚会变心理不变”；“自负坚定亏少赢多”；“群众心理重于理论”等十余个小专题淋漓尽致剖析之，全新斩获而有实用之效。论析克鲁格曼，则以“科学在一个接一个的丧礼中进步”来肯定其大成。克氏讨厌经济学界的“江湖卖药佬”，认为他们用晦涩干瘪乏味的文字掩盖其陈腔滥调，他指出通胀的祸害远较阻碍通胀的行政手段带来的后遗症要轻。他还认为美国经济若持续走低，除基建投资不足，短线投机代替长线投资以外，那种只想占他人便宜的“人渣阶层”的迅速泛起，会导致生产力不升反降。我们由此看到随波逐流的“胡混经济”和颓势经济的威胁。林先生就是这样的慧眼卓识，把亚当斯密以起，至李嘉图、熊彼德、马歇尔、萨缪尔森、凯恩斯、哈耶克——在那特殊的经济学说博物馆中腾蛟起凤，变静态为动态，作一种别样的沟通，令理论学说重获完整的生命以及信息的对称，从而令经济学智慧放射人文光彩。
       学说的繁盛多样化，乃因世界并非只有一种经济制度雄霸天下，而是有许多种经济制度互争短长。因此，林先生那网络式的纵横品藻月旦，将一种经济理念的单个成分，彼此相继比较，从而形成较为超越的实质性单位，该单位在其全体之中，陡起一峰，形成经济观念的新种类，并具有相当的强度和韧度。其论据也不特作用于成熟的市民社会至须臾不可离，且作用于有司，为政府之施政产生强大推力，先知的慧见遂为大众所接纳。
       《参考消息》（2000年12，23）刊登凯恩斯传记，引他晚年最著名的格言作结，“在长期里，我们大家都必死无疑。”这可说是逸脱经济学，而就人生的终极处境所发的深沉慨叹。当时读之，有冷水浇背之感。林行止先生的《经济学家》、《一脉相承》中也多次引用这句话。译文则略有不同，他在谈凯恩斯的“长线投资”时说，“大家会不期然记起他那句脍炙人口的话：长期而言，大家都一命呜呼。”及此可见学人用心，乃在民胞物与，和与生命伤怀联在一起的财产及经济活动的哲学。
       张、林二公，同时深于欧美经济学，文章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因着力点不同，而各有千秋。五常先生写得性起，就爱用中国旧体诗词穿插点醒他的思想、论述，并增强他的表达意图。林先生行文雄放沉稳，整体看来真是波卷澜翻，实在是丘壑远大有以致之。他善于用欧美古今文学典故以及古今经济学人嗜好兴趣、婚恋家庭、品格性质等等，来激活深微驳杂的经济学世界，如他说大经济学家熊彼德一生经过三次婚变，遂对婚姻制度大不以为然，并以为他的一个学生江郎才尽，乃是到一半的时候结了婚，“家庭生活使人丧失灵感”即是一例。林先生发现的经济学道理，渗透在生活的每一处每一刻。他不但打破了那“沉闷的学科”，而且深入到大众之中，在一个行之有效的法治社会，也就避免了良法劣用。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他们也直言其病灶，强调政体须适宜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单纯的经改就算有所成功，也会毁于一旦，而长官意志的投资，更会拖垮无数的工商企业甚至银行。现代经济学的巨子凯恩斯以为经济学的宗旨仅是解决经济问题，为的是使人类明智地惬意地并且富足地生活，这一切的前提是须有一正常的政体保证游戏规则的运转无弊，若非如此，那么，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就跟纯手段的牙医学没啥区别了。同时，一个经济体如不以信用为主轴，经济的动荡首先就会在货币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导致用臆断代替规律，病于形而上猖獗。对此，张五常先生是这样表达的，“在成千上万的衡量准则中，只有以市场价值定胜负没有浪费。”这就是说，一言以蔽之，“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只一条”。想来，这也应该是现代商业伦理和理顺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曾经一度是不能怀疑的。倘无繁杂往复的证明过程，则圈中人多群起笑之。一些经济学家白头无成，于经济无补，结果只是半吊子的“数学家”，对此现象，林行止先生说，经济不是学者眼里的机器，经济学也不可能像物理数学般精确，他以充足的证据表明，相当一个时期，经济学并无寸进，乃是经济学家都埋头数学程式之中，“经济学家运用太多数字，结果连他们要达致的目标也忘记了。”张五常先生也直言不讳的反感数学。中青年辈经济学人为数学推演所断送，及此乃有相见恨晚之感。这门学问与数学等的区别，实在是因其跟人生的关系水乳交融，脱离了人生的基本欲求，起码的喜怒哀乐，它还有什么生命的活力呢？
       经济学一旦推到前台，有时不免成为烫手的山芋。芸芸众生很容易被货币干扰经济的作用所裹胁，将货币本身变成欲望的对象，反常的人类渴望是为了爱财而爱财，于是无形中干戈扰攘。2001年，诺贝尔家族后裔明说经济学奖不配冠以诺贝尔，说是该奖有违其祖先的初衷。有证据证明诺贝尔对商业和经济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该奖1968年设立以来，颇多争议，原因是许多获奖者的理论都未在现实中得到应用（参见2001年11，30《参考消息》）。但是，应否设奖，那就要看学问做到何种程度了。当张五常和林行止出现以来，实在是令诸多业已湮灭的学说心曲，起死回生，生面别开，他们有点像围城打援的后备军或总预备队，以强盛生机辟出新境，令理性作用于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奖还有它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