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聚仁算不得一个耀眼的名字，甚至把它列入文学史范畴，在一部分人看来都觉得勉强，曹聚仁本人也曾明白地说：“自己一生不要做文人。”
但是，不做文人，却有文存。由于他新闻记者、报人、国学教授的职业和身份，以及求学和工作的曲折背景，特别是他鲜明的、个人化的“中立立场”，使他留下了很多独特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字，为那个历史时期留下一个角度奇特的视觉镜像，而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愈发显出珍贵。
用世俗眼光看来，“怪异”的曹的一生是很能引起我们兴趣的：这是一个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圈子里出道很早的人物，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秘而不宣的私谊）；曾被国民党蒋经国赏识留在身边办报、一度被人视作嫡系；却又与共产党陈毅保持深厚的友谊，并在建国后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和接见；熟识郁达夫、黎烈文、林语堂、陈望道等文人学人报人；又与邵力子、于右任、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交往甚密——最终却无党无官，无钱无势，独居香港小岛，以文笔为生，靠稿酬寄养分居上海的妻儿和老母，并终于在无仰仗无携助的“孤寂”中，抑或说是自主自助中，独善其身，了却一生。
我曾在上海普陀区一幢普通公寓里见到过曹聚仁先生的长女曹雷女士，看到了同其父相似的，那一种持守与稳固的目光。
“我可能看错说错，但决不是有意看错说错”，这是曹聚仁留给爱女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曹雷说，父亲一生是要写真实文章、做真实人的。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就独自跑到香港谋生，受到大陆舆论和一些时人的腹诽或公开的斥责。到五十年代，当他又回来看到祖国新面貌（尽管现在看来那好像有些表面的东西），正是他多年渴望和追求的景象，便直抒胸臆，写了许多感叹和赞美的文章。为此，他更受到来自台湾乃至海外更大的人身攻击和舆论压力。他天真、率直，当时又身处（香港）那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才允许他不断地相对自由地发表观点，写出文字。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真实的感受，并非出自某一方面的强压或授意。
然而，当时身在上海，年纪尚幼的曹雷对此当然无法理解。直到今天，当她已步入花甲之年，阅历了人生的坎坷和世间的无常，在整理父亲那繁多甚而杂乱的文稿家信时，再忆儿时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起那时循循讲给自己的故事，才真正地感悟到他的心思、他的品性、他的性格，懂得了当初他为何要那样行事那样做。
曹雷说，小时候，父亲让他抄写古代文章，最多的便是《
儒林外史》中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四个人的故事。由于一遍遍誊抄，印象特别深。这四个虽是读书人，却一个卖火纸筒子（鞭炮），一个做裁缝，一个卖字画，一个开茶馆，都是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父亲告诉她，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要说自己喜欢说的话，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能够不趋炎附势，不侍候人的颜色。并说，如果文人不能首先以体力养活自己，独立地生存，那么他们所写的肯定不是自己的，那样的文人做不得，做人要做王太、荆元那样的人。
到１９７２年曹聚仁去世，曹雷与母亲珂云及奶奶、弟弟和父亲十三年未见。而这十三年，是曹聚仁一人在港澳孤独度过。他在那里并非享清福，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躲避，恰恰相反，他在那里是为了生计，用今天的话说，是在那边打工。他的经济是紧的，收入完全靠出书和稿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内地的家属。因此他各方面生活是很清苦的，很多时候还要靠那边的亲友帮助，比如在住院医疗上的权衡和选择上。曹雷说，当时父亲的情况全要靠书信传递，这些信，现在重新翻开看，只感觉当时对父亲确实不很懂。而实际上，父亲这一海外关系在心理上一直被当作包袱，感情上的接近与爱，现时却总怕过分与之亲近，给自己给家庭带来压力。特别是在“文革”中，对现实生活的记忆就只是煎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减轻这方面的压力，却希望与父亲的关系越淡越好。哪里想到那边一个独身的老人在情感的孤寂中，为了个人精神的平静与一家人的生计，日日作文，奋力打拼。在这样的现实中，这样的背景下，父亲没有背叛他的原则，他的性格。相反，更鲜明地实践了他的人生信条，真实地做了一回《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曹雷觉得，真正要让后来人知道曹聚仁，了解他的人或者说他的价值，只有通过他的作品。把他的文章公诸于众，这是怎样一个人，大家心里自然清楚了，毋须额外的工作。
多年以前，曹聚仁曾在一篇文章中笑话别人：我的家乡有一个叫王平陵的人，而那里居然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在曹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然而历史就这样拿曹聚仁开玩笑，据说在今天浙江兰溪市有条叫聚仁的街，还有一所叫聚仁的学校。
对于这样的事情，曹雷感到无奈。她说，曹聚仁是一个个性和思想都独立自由的人，从来不愿为某种意识形态束缚和左右。曹聚仁之所以为曹聚仁，乃是因为他的本质与特性，否则便很难理解他的很多行为。他自己曾说“历史不能说假如”，这样一个人就只能这样做，否则就变成别人了。我们后来人包括他的家人后代人为去涂抹他，要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去塑造他，这确是强人所难。
在今日的社会，又有许多其它因素，如家乡的建设、地方的经济发展、地方的声誉等等，曹聚仁反对的还要安在曹聚仁头上。我们认为这跨越了领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要另当别论。好多历史名人，知名风物不已成为不同地方争夺的对象吗？像李白，像施耐庵，像大观园，甚至像孙悟空这样的虚构人物。那是一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是钱的问题。然而曹聚仁却有点特别，不光因为他生活上时间上离得我们近。
曹聚仁一生活跃在政治文化冲突的中心（至少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却没有依附或者说忠诚于任何一个党派政团。他身体单薄，感情也并不强健，赋性怯懦，优柔寡断。但唯独懂得并用一生实践了一个道理：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论人如何与之相背，也要从精神到物质来维护并真正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个性的、独立的个体。从社会旋涡的边缘到中心，再到局外，一支笔终于让他平实、安宁地成就了一生。在中国似乎要打破千年专制的那轰轰烈烈、与众不同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人是不多的。这是在特殊历史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的人。他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的。这样独特的价值是客观摆在那里的，体形很小，最不易被宣传，相反更易被遮盖，难放出光芒。因为任何人为的宣扬都与其本身价值的趋向矛盾。拿曹聚仁来说，后人包括家人要以自己的愿望把他混同于一般意义的“名人”、一个常见类型化的人，那么曹本人的特点和真正价值恰就在此时被抹杀了。如果还要人为地“操作”下去，曹聚仁反而很快会被人忘掉。如此稀有人种在民众记忆中更加的衰微，将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损失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