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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的悖论，是报纸不能不为人民说话又须得让它控制在当局所能容忍的极致的范围内。在这种紧张的张力下，《大公报》试图于刀锋上开辟“新路径”——即秉良心批评当局，使报纸不致失掉读者。其“最高目的”是“即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又不参加实际政治”（胡政之）。这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主”的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是“不感兴趣的兴趣”；或清华教务长潘光旦规劝学生对政治应保持“detached interest”（超然的兴趣）一样，都是忍不住的“关怀”。对《大公报》具体来说，就是它与蒋介石的关系，这有情景迁变——原来是只问是非，逮住谁骂谁的“大骂”（从红、白列强到军阀、蒋介石不等）再到张季鸾的“小骂”原则——“骂谁都行，就是不许碰蒋先生”（王芸生等谓其1938年赴香港前所交代，王芝芙回忆中却记为1934年夏，蒋邀王先生上黄山讲“三国干涉还辽”前之交底，时间不一，意义两异），后王先生遂有既定的策略，即《大公报》“为了保存自己，也要利用他（蒋）的弱点，对他既不怎么驯服，也不能太过分，在适当时候捅他一下，给他一点压力，但还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还要留有余地，以便经常能为百姓说话，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王芝芙回忆），而效果居然也有蒋对之就区别于《申报》的史量才辈的“宽容”（王、曹：“蒋介石对待大公报和张季鸾，不像对待申报和史量才那样，要求入股和派人参加，不遂所求，即行特务暗杀，正是蒋介石的狡猾处”），而史也曾以对当道取若即若离关系、并做旁敲侧击式批评为立言方式。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他们都不得不有所谓“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因素后来随日益背离历史趋势的国民党当局的乖张举措而减少。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就提到1943年访问英美回国后胡政之的变化：胡请董必武、潘梓年等吃饭，席间表白其在外国大讲中共有前途，而国民党已无希望。后来胡的“下水”（象征性参加伪“国大”）实出于无奈而并非如后来王、曹所述的“卖身”（对此周恩来有一个公道的评说：有些“第三方面”人士是被蒋软硬兼施“套住”的，如胡两难于“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乃出于对报纸的考虑，在蒋的淫威和“傅大炮”激将下失身）。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娘胎带出的“两面性”固然是事实，但毕竟其历史的进步性是居首位的，取此一视角看视历史上的《大公报》，联系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文人议政”传统（唐振常先生感慨说：后“大公报人亦用自己的手去推倒大公报赖以立策的文人论政之基”），当须以“就事论事”为宜，而殊不必为争一个“不偏不倚”、“纯粹中立”的佳誉曲为之说。因为绝对的“中立”云云世上并无此事，人们在一定历史、社会的既得环境中，其教养、阅历等形成的既定观念势必决定其观察、思考的方向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大公报》历史上的光荣与梦想以及不可免的“走麦城”等皆得而具，它是一个真实的“传说”。这里，王著《百年沧桑》中因着力在为《大公报》揄扬，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就难免存些刻意立说的瑕疵。这如范长江、徐铸成等离开《大公报》的原因（此事说来纷纭，若书中谓徐氏指陈《大公报》有“不成文法”的章程，即“某一同事因意见与高位者不同，尽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而难免被辞退”为非，查《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第八条第二项即有“各级职员之辞退，均得不附理由”之说，后王、曹文章中亦斥为“极其凶恶”，个案尚有徐著中所述桂林馆职员合并于渝馆后之人事变动，若《大公晚报》要闻编辑的郭根，“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等，则如何轻言“从未见《大公报》内有因上下之间意见不合，其在下者因此而被迫离去的事”？），再如王芸生于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披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词后所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王芝琛分析说“阐明了毛泽东的那句至理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似是基于想象，那篇刊登在渝、津、沪三馆《大公报》的妙文，其实是皮里阳秋的文章，否则大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及许多左派学者如何都看走眼而群起批判之呢？当然，一旦抽去具体的背景条件，王芸生这篇文章读上去未始不是一篇称颂人民为历史主人的佳作——“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割者”，于是“一切幻灭了，头脑才可以如白纸，才可跳出宋儒的窠臼，想到皇帝专制之不合理，隐约中摸索到民主的道理”，而且不幸许多见解都被他料到了：“中国向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说，而人治实不可靠，甚至同是一人，而前后迥然不同。”但历史是在具体时空下进行的，不在“一定范围”考察之，则是“创造性的误读”了）。同此，1936年鲁迅逝世后王的一纸《悼鲁迅先生》惹起轩然大波由何而来（即其称彼“尖酸刻薄的笔调”和“消耗”生命于“无谓的笔墨官司”，难道仅仅是王系梅兰芳的“铁杆”而连带耿耿于怀鲁迅曾对梅的不敬而出？应该说：鲁迅的作派曾是许多人啧有烦言的，鲁迅自己的深陷寂寞也系因此而来，其关于京戏和梅兰芳的评价不过是个中小小一个浪花而已，这其实不须隐讳，鲁迅一向系“问题人物”，不说彼时，试看今天，关于鲁迅的是是非非中王先生所指陈不是依然还有许多认同者么？其实，这才是彰显出《大公报》的思想独立和自由的立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理性是出自既不为古人所欺又不为权势所屈同时又不为人群所惑的）。所有这些，皆有澄清的必要。
       《大公报》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直线式的道路，我们承认其总体上的进步趋势并不是否认它曾经的“两面性”（但不是苛求），若从凡有人群处便有左、中、右的分野看，其内部也有龃龉和分歧，若胡、张，若王、徐等等。与权力、道统的靠近（沪馆到渝馆也就是处廊庙的边缘了），从认可“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吴入官府（但循例辞去报职）、胡“吃人家嘴软”（尽管初衷是为了报纸）、张做幕僚（以“国士”自居，仍是士大夫操守），不免影响言论的“独立”和“中立”，有时在关键（底线）处甚至同是“中间势力”也有区别，这比如“第二条战线”如火如荼时国民党查封民间而左翼的三报（《文汇》、《新民》、《联合》）时，《观察》掌门储安平对《大公》的态度甚为不满，即先是“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负众望”；继“《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储不喜“三报”的言论但是“不能不承认”其编辑人员“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人士”，所以尽管“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他还是愤慨于《大公报》的可耻的沉默：“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储安平之让人敬重是他的仗义，在他人于暴力面前委婉呻吟时他却义无反顾：“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但是后来《大公报》在遇到国民党滥捕记者（《大公报》有曾敏之、陈凡等）和实施检查新闻时便坚定起来，特别当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再次查封《新民报》又居然援引稍作修改的所谓袁世凯时代产物的《出版法》，披上“法治”外衣肆意施暴时，《大公报》再也忍不住了：王芸生亟论“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上尤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当局乃有“三查王芸生”的喧嚣。这时的“王大公”和《大公报》的确有了“社会公器”、“第三等级”、“第四权力”、“扒粪者”和“揭露者”这些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影子，庶几也担当起了如马克思论述报刊之功用的“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这些教训和经验后人在评价《大公报》时也是应该看到的。
       再如作者否认《大公报》为“起义”连带到“思想改造运动”时王芸老发言中“投降”一词的有无（第10页），是王芸老临终前耿耿于怀之事，其云：“我是毛主席邀请来解放区开新政协的。我是光荣的一员，怎么能说成是‘投降’呢！那样的话，我，乃至于大公报岂不是‘反动派’了吗？”但根据1949年4月10日天津《进步日报》王芸生的《我到解放区来》，其时他已经明言“投降”，但那不是矫情，应是一个老报人发乎内心的告白（这里似有对“投降”一词理解的不同）。王芝芙在《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中详细描述了其时父女俩于鼎革之际讨论这篇文章的情况：王芸生自述其前“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纵有热情与正义感，都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的”，这个认识王芸生说“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并说“这是我回到坚守的土地上看爬上的第一个坡”。女儿对父亲的突兀转变却不能理解了，她继读到：“我从事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励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所谓好，是没有标准的。个人的立场既如此不明确，我所服务的报，其中既有官僚资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动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的属性是反动的，实际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的作用。我与我的同事们尽管要把它做成独立的报，而实际上是离开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相反的却为反动阶级服务了。况且所谓‘独立’，实际就是离开了人民。一个新闻记者在人民与反人民中间没有中立，在帝国主义与反侵略之间也没有中立。所谓‘独立’也同样不通。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线来投降”。“投降”二字使王芝芙诧异了，“瞪起眼睛严肃地问父亲：不是毛主席请你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的吗？你又不是‘国民党’，‘投降’二字从何谈起啊？”王芸生平静地说：“你觉得这两个字太刺激了吗？我可决不是为哗众取宠。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我那颗多年来一直悬浮着的心才落实下来，真可以说是水滴石穿，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一个从先前标榜“独立”再到以“投降”的诚意“一边倒”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鼎革之际的心路历程。他认可“投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以一个信守“独立”的报人迅速弃守自由主义而真的投降了，而且后来是那样彻底。读上面王先生自述其思想变化，他的从“独立”到“投降”，其实依然还是绾结在报人（学人）与政治的纠结关系上，《大公报》先前标榜“四不”，陈义固高，但问题是何以可能，特别是当立言者发现自己的承诺近乎于“迂阔”和“执拗”时。这可以举一个例子：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大公报》的孔昭恺回来后作了报道，王芸生发表对延安视察后的感想，立场、观点都是从“国家”出发的，其中讲到延安气象更新，是“党之有力”，“而在冀求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的立场来看，总觉其中有些问题”，乃“所谓增强党性，相对的就是减低个性，以至消灭个性，是要党性支配一切，主持一切”，毛泽东读后作了一个批评，说：“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七大口头政治报告》）。这就是报人（书生）与政治家的区别，当报人（书生）明白了“个人叙事”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当然系从属于“宏大叙事”的国家、民族的解放后，“投降”的意识几乎是虔诚又水到渠成的了。
       读了王先生另一篇《我的父亲母亲》，才知道“王大公”是喊着“大公报，你的阴魂快散吧”而瞑目的，这和后来人们认识的他并不同。比如据说他临终前决非偶然的提起陈布雷，以未步其后尘而庆幸。唐振常先生曾回忆王先生在抗战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讲课，对新闻系的后生表彰邵飘萍，说到邵公临难时的细处，活灵活现，“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案：邵的死难是民国北洋时期，哪还有辫子呵。是王的发挥？或是唐的误记？），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子，一个好记者”，说的是邵公，却也反映出彼时王先生的风采。后来这个“雷霆精锐，冰雪聪明，文章传诵一时”的“王大公”收敛了锋芒，差不多变了一个人似的。一回唐先生在其近处瞻观：一次上海新闻界开会，王对华东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张春桥席间的夸夸其谈不耐，习惯地把手一挥，漫不经心地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岂知张勃然作色，冷嘲道：“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王先生识相了，标榜“四不”的“王大公”，这个“一向不是那么屈居人下和驯服的王芸老，居然隐忍不发，一声不响了”（唐振常《大公报老总王芸老》）。再过些时，不仅自辱以《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做人也谨慎了许多，也是唐先生亲见：一次交谈“稍涉时事”，“芸老一面将门关上，一面放低声音”，王夫人也从旁提示：“不要谈了吧”。唐先生不禁感慨系之：“其实所谈内容可以装上扩音器公之于众，毫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事”。与前之形象邵公时之凛然“大公”之气“全不相同”矣。
       难道还有“阴魂”么？左倾罡风下，所谓三大民间报纸（“大公”、“文汇”、“新民”）的旧人们差几是一窝端了吧：徐铸成、陈铭德、赵超构、萧乾、吴祖光、徐盈、子冈、浦熙修、李纯青、许君远、赵恩源、朱启平等；而死于非命则更有范长江、孟秋江、蒋荫恩、杨刚、刘克林等。不仅及身而已，王芝琛的文章还说到王芸生全家的命运，涟漪开来，“大公”同人、老记（者）、新旧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子女，还有什么差别么那个时候，倒是海外和香岛的“大公”旧人独领了几许风骚：梁厚甫、费彝民、查良镛、严庆澍（即唐人。还有一个唐纳）、曾敏之、陈凡、柳苏等。所以，王先生临终的“其言也哀”，竟是哀恸的“大公报，你的阴魂快散吧”。读王芝琛归纳其父人生后半阶段的三部曲：“短期的兴奋，长期的犹豫，最后的痛苦”，也不禁感慨系之。报人而失语，文人而不能“议政”，说什么“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直是扯淡，“王大公”且被作为“活靶子”示人，乃其心情之惨淡苦涩，当可以想见矣。所以王芸生终有幸没有当成右派。
       却也奇怪：丁酉年间，有些应该是“右派”的却没有变成右派，王之外还有张奚若、傅鹰等，这在前些年朱正等写的“反右史”著作中都不见说明，看来这种说史书我们远不是嫌多了。王先生这本书中说其父幸免于难，是依据王芸生事后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是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172页），而王芝芙在回忆中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说法：“大鸣放”时，王以在文化部学哲学得免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右派言论”。然此后新闻界的批判会上他并没有得免炮轰，所谓天网恢恢，盖莫能外。在王即将被划为右派时，《大公》旧人的曹谷冰奉命来“宣旨”（“反复向其交代”）：“只要在那些问题上做些检查即可过关”（哪些“问题”文中未交代），王感突然，欲询问之，曹以不知内情不语，后参加大会作检查，如此这般，被人搀扶护送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而王又惴惴不安：老《大公报》的灵魂，“如何被轻易放过了”？后作为中共与王之间联系人的杨东莼告其真相，王之过关乃领袖示意。然王终不安，且“内疚”，为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继患糖尿病，此后更不过问报社（新《大公报》）业务，遂与曹谷冰二人研究、总结老《大公报》历史，写就其“二旧”史（英敛之时代、“新记”以迄解放）。王芝琛书中说这是其父“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而让此二人做“描黑”，据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循此，似可看出：王之被免“右派”是以他做新闻界“投降”于“人民”的代表，而当年陪都情由未必算得上是其中情节，因为彼时之王芸生，正是对毛说“不要另起炉灶”的人啊。
       百年报史，难道说“大公”的“阴魂”早就走上不归路了？据说西方报纸是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挣脱来自外部的桎梏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从那时起就开始讲究起新闻要素：“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及时”等。《大公报》也曾经于1941年拿到中国新闻界第一次所获得的国际大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该报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的荣誉奖章。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非常重视《大公报》（也是他们都对各自的“党报”啧有烦言，如后来毛在会见蒙哥马利时之谈话），成为他们日读的报纸，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自不待言。反右前毛还提出要“保存历史名字”：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瑞蚨祥、同仁堂以及老书局商务、中华；老报馆则说“把申报取消了我不高兴”；《大公报》时还在，其实早已非昔之《大公报》矣（原先《大公报》数馆，日销二十万份，远在《申》、《新》之上）。此之后也是《大公报》百年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大，公民权、人权的提升，以及不言而喻的知察权、参政议政权、监督批评权力等的实现都与新闻业的发达与否相关。如不久前媒体对广西南丹重大事故的报道，庶几可称将新闻要素“真实、及时、全面”给予兑现的范本。然而环顾宇内的报界，金钱操纵、资本霸权、意识形态占据日常生活领域、大众文化席天幕地以及市场化和所谓“妖魔化”上下其手。我们自己呢？《新闻法》的遥遥无期，“新闻无学”以术带学（政策法规术），报纸恐怕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学习《真理报》的负效应”，多有不如人之意之处，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纸写文章作标题以至排版都有不少好传统”呢（李庄《难得清醒》）。如是，在百年报庆之时，给《大公报》和“大公”同人们一个认真、公道的评价，正其时乎？
       最后，为王先生书中“到底是哪张报纸‘定乾坤’”添一实证。王先生查找了天津《大公报》，证实了红军长征抵哈达铺是看了这张报纸才决定前往陕北的，这并不是孤证。在1935年9月22日红军《前进报》上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读书笔记）中也开门见山说：“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也即该报报道的陕北红军（“匪”）和根据地（“匪区”）的情况（所以称“匪”可看王先生书中的说明），其根据此作判断：“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若主力红军进入之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据此，中共首领得《大公报》而阅之、了解了陕甘形势、遂做出把革命大本营最终放在西北的战略决策这一推论就并非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