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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架构文化传承的桥
作者:王文宝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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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想,以“仁爱”和“礼义”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以自强不息、和为贵为基础的处世态度等等,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和无排它性。这一点,我们在《祖先的遗产》一书中,再清楚不过地体会到了。这本书向人们告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华文化有着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又具有博大的胸怀,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成果,才有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书中对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这种包容、共存、吸纳、共进现象,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其中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发人深思。
       民族和宗教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敏感话题。如何处理好民族和宗教争端,解决稳定和发展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大事。《祖先的遗产》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和宗教传统的评介,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这些问题的思路。
       纵观中国历史,古代各民族之间虽然发生过分歧与战争,有过民族歧视与压迫,但主流还是和平相处。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贡献,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化。最新的生物遗传研究已经证明,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的汉族,只是文化上的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汉族是在与许多边地民族长期交融中形成的。《祖先的遗产》中《民族之间》一文在简要叙述了汉族发展史后,就提醒人们注意观察,现在的汉人尽管同属一族,然而各地方的汉人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脸型、体型、口音等也很不相同。原因就在于从东汉到清代,多次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大迁移,使汉族与边地民族产生融合的趋势,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于曾经有过的“兵戎相见”的事实,作者分析道:“在全国范围内,一些边地民族与汉族争权夺利,大都是在这些民族兴起和上升时期发生的,而他们的兴起和发展又都和汉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们都把中原地区看成自己的家,而不是‘外国’。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控制中原后,又都努力吸取汉族的经济文化成果,学习汉族的治国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是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大民族的团结。”可以说,这个分析找到了古代中国虽然几经分割,却始终保持大民族统一的原因。
       为了搞好民族关系,历代中国人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书中讲到的加强行政管理、册封部族首领、和亲和互市贸易等等。作者的以下结论无疑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么多民族,这么长久的共处,生活在一个国度里,真是个奇迹。我们从中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为贵。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共同进步,才能使各民族都得到发展。这无论在古代在现代,在中国在外国,都是一条宝贵的经验。”
       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其积极入世、注重世俗生活的观念深入人心,宗教——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外来的——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和情感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一些宗教组织如五斗米道、白莲教、拜上帝会等,曾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官府,但他们的动机都是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宗教教义上的冲突。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不仅如此,不同信仰的相互借鉴和交融,也在我国出现了。最明显的就是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儒佛道三者从最初的排斥和竞争,发展到交汇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文化现象。理学、禅宗、全真教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一些宗教仪式活动也演变为民俗活动进入日常生活,已不再具有原来的宗教意义。
       对这些产生于中国的令人鼓舞的现象,《祖先的遗产》在《宗教在中国》一文中也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历代当权者对于外来的和内产的宗教采取了宽容吸纳的政策,而不是扶持一种排斥另一种,民众也能根据各自的信仰选择不同的宗教,彼此之间互不干涉,都受到保护。当然,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想也完全被读者认同:“如果说,那些起源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古代中国先民的高深素养,那么,宗教在中国各布其道的现象,则显示了中华古国容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显示了中华民族宽容外来文化并化为己有的伟大气魄。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魄,我们国家就能超越自己,顺应潮流,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古代中国得到比较妥善解决,说明中国文化的宽容性和吸纳性是多么鲜明。《祖先的遗产》一书,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传统文化和先人经验的镜子。架构文化传承的桥梁,这本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