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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中央党校梁言顺博士《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著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我国自1978年到1995年由经济增长导致的代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了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必须用一种叫"国民生产净值NNP"的指标取代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其理由是，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中，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出各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因此，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后果可能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枯竭，即使人们的货币收入有所增长，但实际生活福利水平却下降，而国家的发展最终也将因资源约束日紧而难以持续甚至陷入困境。而所谓国民生产净值，实际上就是在刨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中因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造成的损失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它显然更能度量我们的真实生活境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联合国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曾向世界各国推荐的"绿色会计法"，也是一套基于环境与生态保护的计算体系。我还阅读过一个德国人写的用些指标衡量后的原西德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的论文。我还曾强烈呼吁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一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如果用国民生产净值计算，能更真实地反映我们二十年的发展速度；在我们为自己生活境况的总体改善骄傲的同时，也不会忽视我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梁先生的著作将直觉诉诸于理性，经验转化为实证。他首先建立起一套自己独有的衡量经济增长代价的模型，这一模型与我见过的其他模型以及联合国推荐的方法相比较，不仅更直观更简明，而且还能衡量环境以及生态以外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这自然又是一个创新之处。建立起模型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事(坦白地说，其他模型以及有关国际组织推荐的计量方法也各有优长)，最难能可贵的是，梁先生能基于自己所建立的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计算，而且有了结果。比如，根据他的计算，1995年，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0.9%，但扣除经济增长的代价以后，实际增长率要降低三分之一。而据我所知，不少经济学界人士之所以此前没有能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在于两方面存在的困难：一是寻找资料与数据的困难，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二是换算的困难，因为经济模型需要将诸多因素加以量化，而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度量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梁先生最终克服了这两个困难，足见其做研究的态度以及学术的功力。
       我非常希望梁先生的研究结果能引起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的思考。这二十年，我们国家的确发展很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二十年，对环境破坏的程度、速度怕也是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如果我们不恰当地将曾经压抑在人心中的物欲全部调动起来，那么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将自然与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消耗殆尽。但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事呢？认为每年上窜的经济发展速度、居民们日渐鼓起来的腰包更值得关心的人，不知道经济发展速度与渐鼓的腰包代表的是某些物质的变化，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生活境况的改善，说明我们生活得更适意了。
       但是，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我却无法完全认同于梁先生。在我看来，除了梁先生提出的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应被研究者重视。在当下的世界，由生态、环境、资源等引发的问题已经被所有的有远见的学者看作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非技术经济学问题。我这里仅提出两个思考的维度求教于方家：一是全球化的维度。目前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这仅仅是这些国家追求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吗？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前英联邦秘书长施里达斯·拉夫尔在其名著《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中，首先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归咎于这个世界的富国。他举例说："一个美国人一生中的总需求量比一个印度人的总需求量高八十倍。美国人人均每年消费大约一吨谷物，非洲人吃的是这个数量的八分之一。每个美国人在别的国家有同在自己国家一样多的土地供他支配，为他生产粮食。而这些粮食在饥饿的非洲国家输入，到了美国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动物饲料。表面上最强调环境问题的富人却是今天我们这个日益不堪重负的地球的真正威胁。"
       另一位环境经济学家赫伯特·吉拉尔代也指出，"所谓没有极限的增长，目前只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中心国家。而支撑这些国家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假象的，却是大量的外围国家日益面临实质性枯竭的资源。"
       如果有了这样的全球化维度思考，我们怕就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诸多生态、环境、社会问题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内部经济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倡导向美国学习。仅拿所谓"产业结构调整"以降低经济的代价来说，的确是美国等富国用的招，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未必是好事。比如有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对大家说：这一次产业升级不会增加能源消耗，因为信息业是一种无污染低能耗的工业，还是一种无纸工业。这种说法很诱人，但绝对是误导。因为信息业作为一种服务业，其利润是通过压迫下游产业得来的；而下游产业却因信息业对利润的越来越大的追求而制造更大的污染与能耗。同时，那些凭着信息业发了财的富翁的消费，都是来源于物质生产：轿车别墅、高级家具、仿制古董、高级服装、室内木质化装修、山珍海味、高级野生动植物滋补及治疗品......使地球上的资源更少了。所以，"最大规模的森林毁损，不是发生在工业时代，而是发生在信息时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出现在第二次浪潮(工业)，而是出现于第三次浪潮(信息业与服务业)......目前对森林制品最大的需求者就是发达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欲求发展中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维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我们离不开世界，尤其离不开富国。据统计，初级产品的出口已经支撑着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率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初级产品又是对生态、环境与资源攫取与破坏最甚的产品。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们以及所有的类似的发展中国家要考虑选择一个低代价经济增长路径，也就不仅仅是自己能独立主宰得了的，除非整个人类都改变现有的发展思路。
       二是阶层利益的维度。有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西部某贫困山区一小村庄，因为长期不通公路，经济无法发展上去，后来村民们决定集资修一条进山公路。按照最经济的路线设计，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有一棵千年古树，也就是说，如果按最经济的办法修路，这棵千年古树必须砍掉；要使古树避免被砍掉的命运，路只能绕着修，而这一绕就绕远了。这样村民们必须从原本就很瘪的腰包中再抠出一些吃饭钱才能修好路。所以，问题就来了：是砍掉古树节省钱？还是多出钱将路绕着修？我注意到，城市里的几位著名环境保护人士一致认为，应该从长远考虑，保护古树，绕着修路；但乡下人坚持认为，两相比较，钱对贫困的乡下人更重要，所以要砍古树。另一个例子是，在由北京沙尘暴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讨论中，有人认为，由于过度放养草原上的一种山羊，导致了草原沙化，流沙被北风一吹就到了北京城。因此，北京城里穿高档羊毛羊绒制品的绅士们竟也磨刀霍霍，要"杀掉山羊，保卫北京"，仿佛山羊以及养羊人就是北京沙尘暴的罪魁祸首。其实从经济学分析，需求决定供给，制造环境问题的绝对不是贫困的乡下人。现在这样反过来，城市里的人要乡村里的人承担环境保护成本，对乡村里的人变相剥夺，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曾经提出，要真正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就要面对今天的中国阶层利益分化的社会现实。在构思中国低代价经济增长思路的过程中，是否也应该有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协调阶层利益矛盾这一条呢？
       记得克尔恺郭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房子着大火了，我们做的却是抢救出火钳"。梁先生的大作，算是已经发出了火警；这已经十分不易。但在如何"救火"问题上，似乎还应该更深一层，提出些更根本性措施。当然，这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呆书生在苛求于梁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