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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中，郑也夫的著述每每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现时，这种“待遇”，大概只有那些可以就经济发展问题评点迷津的部分经济学家才有。从《代价论》、《走出囚徒困境》到最新出版的《信任论》，郑也夫的社会学研究所确定的范畴似乎越来越专业化，在社会学领域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学术拓展意义。不过，也正是这种规范化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抽象出更精致的观照现实的框架，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理想的观察现实和分析问题的工具。
       按照作者的自述，他研究信任问题的冲动产生自完成《信任论》写作的十七年前。屈指前溯，那正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剧烈、最迅速的结构性改革时期；那也正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问题纷至沓来，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可还没摸着几块石头的时期。无论如何，能从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中，感觉到（尽管还不是那么清晰）研究信任这一在纷繁社会关系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学问题的必要性，多少说明了这种念头萌动者的社会学素养。
       想来，在作者萌动研究信任的时候，信任也刚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说信任刚刚成为问题，是因为在人际关系趋向“非组织化”松动，回归哈耶克所谓“扩展秩序”的过程中，有了扩展信任的空间。当人们被毫无弹性的制度焊接在组织的网格中，人们只能按照组织系统为其规定的方式行为甚或思想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真正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当然，作为语词，“信任”还在，但已成为“１９８４”年代那种农庄化了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组织化了的命令和指派。这种信任，不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个人间的社会关系互动，不是信任关系在自由空间内的扩展，而是居高临下的单向赋予或赐予，是对信任对象的规定和限制。信任或不信任，不过是把不同的人固定在不同位置上的某种安排方式的符号罢了。
       信任产生自人的本性，信任的扩展则有赖于习俗和理性，有赖于社会为其提供的制度系统。《信任论》对信任的产生和扩展做了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一个人出生伊始，就已经处在某种既定的环境之中。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从被养护的环境中培养信任，到不断拓展社会活动空间去传递信任的过程。当然，要从理论上对此作出不遗细节的论证，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当代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用数字来描述人的阶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代的社会学家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霍布斯似的假设了。现代社会形态的多样性，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可供比较的素材。《信任论》以大量的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对信任的源流做了条分缕析般的描述。由此，一个轮廓基本清晰的“信任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了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观察我们生存环境中的信任所处的状态，更好地解释我们以往经验中的信任所遭遇的桀运。
       朱学勤先生建议《信任论》的读者最好从此书的最后一章开始阅读，以便更好地体会“一种理论的穿透力”带给阅读者的快感。其实，当我们和作者一起循序渐进，搭建起“信任结构”，并以此结构不断由小见大地观照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实的时候，以此结构不断地归纳和整理我们那些已然印象模糊的记忆与经验的时候，我们也许更能体会到一种理论建构的底蕴和力量。
       从十七年前的一个念头，到今天的一部逻辑严谨的学术著作，其间的过程不可谓不长。应该说，《信任论》在最需要扩展信任关系的时候诞生了。然而，《信任论》却绝不是一部流俗的应景之作。是的，我们在呼唤信任，但是，信任却不是可以呼来唤去的奴婢。一个国家，可以集中它的全部资源，可以倾其全部国力，让飞船登月，令原子裂变，但是，强权也好，全权也罢，在“推行”信任方面却只能一筹莫展，正好应了那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信任与社会秩序》一章的结尾处，作者也告诉我们：“国家没有丝毫的力量去创造信任，却拥有足够的力量摧毁社会中的信任。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信任是其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恩惠。它的形成就是该民族的文明史。它的消失是缓慢的。但失去了想要找回来，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一个世纪的光阴。”
       在一个信任的扩展被全权主义中断了的社会中，要重新开始这一进程并把信任扩展到全社会，仅用“几代人的时间”和“一个世纪的光阴”，窃以为还是短了些。实际上，当我们把“信任结构”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对作者关于“找回来”的“乐观”结论表示些许的怀疑。我甚至以为，如果时间就是一种惩罚的话，那么，即使比“几代人”或“一个世纪的光阴”更长的时间，这种对中断信任的扩展的做法的惩罚也还是不够严厉！
       正如作者所言，信任的“消失是缓慢的”。但是，这个过程却并非是不可逆的。在这个缓慢的、可逆的过程中，全权主义的力量加速了信任消失的进程，并使这一进程变得无法逆转。全权主义毁坏了个体对信任的信念，实际上是在毁灭人的本性；全权主义毁掉了信任赖以扩展的社会中间组织，实际上是在拆毁支援信任的制度系统……由是，信任的结构被彻彻底底地颠覆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全权主义肆虐过的社会中，信任一旦消失，就如此难以“找回来”的原因。
       信任已经萎缩到只能以本能的形式存在的社会，必定是功能越来越单一的社会。在信任的社会功能为命令和服从所取代之后，甚至以本能形式存在的信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蚕食。我们不是目睹过那些在命令的号召下，大张旗鼓、义无反顾、干净利落地“取消”只在血亲间存在的本能的信任的场景吗？顺着《信任论》所展开的信任的产生和扩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举凡信任结构中的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所涉及到的每一个部分，都晃动着信任危机的影子。在这里，信任的结构发挥了“照亮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的底部”的作用。
       有了信任的结构，举出再多的与此相关联的事实都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在此意义上，书中的最后一章固然不乏浸透着作者苦衷的画龙点睛似的睿智分析，但是，其实，只要我们耐下心来，细读慢品那些从无数事实中抽象出的理论精华，我们也一样可以沉浸在创造思想的享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