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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众多爱书人期盼的《笑我贩书》，如今终于尘埃落定，列为“凤凰台丛书”的一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印行面市。我有幸成为该书的特约编辑之一，清夜手捧尚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校定样稿，难免丝丝感慨浮上心头。
       我总觉得，现代都市中一个良好的书店，应该有一间个性化的门面和一份个性化的店刊。前者可以让亲炙书店的书友徜徉书林，乐而忘返。每当人去店空打烊之际，店主可细细清算一下经济帐，看看又有多少进帐；后者呢，虽说是赔本的买卖，却定期催促着店主盘点一下文化帐。无论是值得回味的众书生相，还是当代书林的趣闻逸事，抑或淹没书海的学林史料，均可一一笔录在案，刊印赠送，以飨书香同道。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长日久，就会在店刊周围聚起一个个书香群，从而构筑了现代都市一道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有的书店以个性化店面而知名。以笔者所在的城市为例，像凤凰台饭店五楼的“开有益斋”书吧、以“大地上的异乡者”自励的先锋书店，都已成为当地爱书人乐于流连之地。有的则以个性化店刊而名重，“开有益斋”书吧的凤凰读书俱乐部即编有爱书人喜爱的《开卷》月刊。浙江嘉兴有一家名叫“秀州书局”的小书店，从１９９４年开张之日起，没有鞭炮，没有花篮，店主范笑我先生每月奉献给读者的则是一份素雅的“贩书人日记”——《秀州书局简讯》，多年以来，在读书人中享有盛誉。试看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第一期中的几条：
       秀州书局由９４岁的冰心老人题写店名。书局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３日写信给冰心题写，３月３日收到冰心的亲笔题字。
       古典戏曲专家、诗人庄一拂３月２８日为秀州书局撰写对联：“东壁图书冰心妙笔；南湖圣地清如词章。”
       台湾退休官员张国权闻秀州书局开张，捐人民币２００元乐助制匾。
       书局大门上的求征联“秀州书局书绝秀州”由国画家周篷书写。
       秀州书局发行的第一枚藏书票以张乐平１９４８年在嘉兴创作的“三毛读书图”为主要图案。全套２枚，共发行２５０套。
       ４月６日，嘉兴电台新闻台“天天娱乐总汇”节目专题介绍新开张的秀州书局。
       虽然简讯中的一些内容，先期曾以专栏的形式在大陆读书界影响甚大的《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以及浙江地方媒体《嘉兴日报》、《浙江教育报》等发表，世纪之交仍有不少书友建议其公开出版，以走出“地下传销”的圈子，让更多的读书人睹其风采。如今已将手迹收入书中的顾廷龙、黄苗子、范用等前辈的题签，都体现了他们对“贩书人日记”的厚爱。书友们还为“简讯”的出版建议过“笑我杂记”、“秀州贩书记”、“笑我贩书记”、“新贩书偶记”、“我与秀州书局”等书名，最后才选定了《笑我贩书》作为书名。
       由于范笑我先生多年来不懈的文化追求，使得书店在店刊的旗帜下，与嘉兴内外的众多读书人结下了可贵的友谊，九十多岁高龄的庄一拂老人曾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３日托人带一刀白纸送秀州书局：“让你们印简讯，每期印出来不要忘记送来给我看看。”是的，简讯能苦苦撑到今日实在不易，笑我先生对这白纸之礼当有知遇之感吧？难怪浙江省文联、作协名誉主席，鲁迅的学生黄源（１９０５—）先生曾赞誉：“为购书者服务的精神，九十年代的嘉兴书局（即秀州书局——引者注），有似三十年代的上海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萧乾先生为香港《大公报》撰写了《一间门面的文化交流中心——遥记秀州书局》的长文，向海内外读者介绍未曾谋面的笑我先生和他的“秀州书局简讯”。
       事实上，秀州书局与许多文化人都有着笔墨酬唱。许白凤老人曾作有一首词《调寄减字木兰花·赠笑我友》：
       多情应笑我，华发何曾生自早。兀守书城，甘愿充当一个兵。
       丛编散集，铁网珊瑚随处觅。惭愧焦琴，下里巴歌负赏音。
       庄一拂九十一岁时撰有对联：“小店远客不时来访；书林容我半日偷闲”，并嘱咐“请桐乡章柏年去写”。次年，他又写了一首《题范笑我简讯集》：
       豆棚瓜架每逢君，四海文风集一门。
       为有西窗能剪烛，不妨空谷更传闻。
       白茅庵里停云老，红杏寺边旧雨群。
       直教识韩心有素，忘年小友亦称尊。
       沪上耆宿蒋启霆也曾为其书写对联：“近临东壁图书府；遥挹南湖烟雨楼”；沈苏儒、沈耆儒在１９９５年寄来的贺卡上写道：“嘉禾满田野，秀色遍神州，书乃人间宝，局名天下扬。”浙江书法家沈定庵撰有联语道出了文化人的心声：“久别秀州凭梦到；每思旧友取书看”；《中国成人教育》杂志副主编徐明祥有《题赠秀州书局简讯》诗云：“百家纷纭随心说，野史新语蕴清香。期期简朴古风存，书人爱读即文章。”还有读者曾为书店撰有联语：“秀州本属书香地；书局多聚风雅客。”……
       无论是章克标、张中行、钱仲联、顾廷龙、宋清如、辛笛、周振甫、丁聪、流沙河、朱正、钟叔河等文化耆老、学界名流，还是范用、姜德明等书业前辈，金庸、黄源、叶文玲、夏辇生等著名作家，陈子善、谢泳、徐雁等中青年学者，他们与秀州书局的笔墨往来，不仅了解到书界动态，使许多文化老人得以足不出户而获知许多往昔知交的晚年景况，同时，也构筑了《笑我贩书》的文化品格。
       从微观来分析，书中许多条目的写法就很有特色，往往寥寥数笔，就能言近旨远地白描出一番意境，极富韵味。试从２０００年第一季度的每期中摘录一条，藉此可以窥见《笑我贩书》的“春秋笔法”：
       １月２３日一辆收破烂的车从秀州书局门口拉过，掉下来一本“红宝书”和一本“练习簿”。“练习簿”写满了某单位１９７０年党员斗私批修记录。摘录其中一段……
       ２月１１日萧乾逝世一周年。吴小如、文洁若编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上架秀州书局。此书收录秀州书局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发行的书票两枚：萧乾与秀州书局。
       姚辛３月７日坐三轮车来秀州书局，他拄着拐杖：“我的脚１月１１日去北京拿《左联画史》时，滑一跤，骨折。不久前，我去上海参加纪念左联７０周年，拆了石膏。出《左联画史》，稿酬是１００本。每本标价２４８元。另外还有９本样书。我现在卖掉了２０多本，７０多本送了人，那些人都对我有过帮助。出一本书，欠了一屁股债，欠丰一吟就２３００元。她不要我还。我今天寄还她２０００元。……”
       “不作无病生吟，但求弦外之音”，是《笑我贩书》的特色。该书的大气象还体现在它的简朴真实，不事掩饰，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例如，１９９６年７月４日是茅盾诞辰１００周年，为此该年７月份的“简讯”上有如下一条：
       为了纪念茅盾诞辰１００周年，桐乡乌镇茅盾故居重新装修布置一新。茅盾一生由２５０幅图片组成，但没有秦德君的照片。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４月，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有过一段同居生活。秦德君发表在日本《野草》杂志上的《樱唇》一文中说：“我在家务事与学习的繁忙中，拼性命和茅盾计议共同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虹》，素材由我提供，稿纸由我抄写，边抄边改，终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上连载。”
       对此，章克标于７月１０日来信指出：“他要作为隐私的，你提了茅公的秦德君，不妥。”但“简讯”并没有就此“刹车”。７月２７日又提到沈卫威发表在１９９０年《许昌师专学报》上的文章《一个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８月１日，又摘录上海陈子善的来信：“你提茅公和秦德君之事，我认为是对的。章（克标）先生认为‘隐私’不提为妥，拙见未必对。因茅秦情事影响到茅的创作，要研究茅，就必须提到秦。”
       其实，“简讯”只是在客观地记录贩书人眼中的学林逸事、书人万象，而丝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也许“简讯”因此可能得罪了一些人，但笑我先生还是坚持了这一原则。
       我们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到一些文化老人的晚年文化心态。如章克标对媒体的一度炒作曾致信“简讯”：
       虽然众说纷纭，自己到底处在怎么样的一种境遇中，实在自己也不明白。客观上是怎样？谁能知道？有人说上面下令禁止宣传。宣传什么？报刊上的事情乃是报刊在做，与我本来无关，种种情况实在觉得无聊。这种世间常有之事可以绝不介意。本来也认为这样被炒是一种刑罚，现在能不炒岂非好事一件，正合我清静无为之旨，也可以是宁静淡泊也。只是年纪大起来，各种机关失灵是难免的，现在已经觉得精神衰弱，神经迟钝，反应也有错误，尤其记忆力失去过多，有时竟会搞错，有时忽然什么也想不起来，有点痴呆样子了。岂能长此脑筋清醒吗？这是实话。（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简讯”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影响，无疑为我们编辑《笑我贩书》增加了不少无形的压力。将原“简讯”编辑成《笑我贩书》一书，总字数必须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而“简讯”累积至今已近百万字。如何对待这笔财富？读者已有不少争议，甚至有人主张一字不删。经编委会反复斟酌，并征得范笑我先生的许可，我们最后终于敲定了编选原则。
       入选的“简讯”条目限自１９９４年创刊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止，并确定，有关嘉兴文化史料的条目，有关文化名人晚年生活景况的条目，有关当代书文化活动的条目，原则上予以保留。这三点，也成了《笑我贩书》的三条线索和三大特色。
       将原“简讯”编辑成书，可谓损益兼有。不得已割爱删去了不少条目，也许会让许多关心“简讯”出版事宜的书友们有遗憾之感，但也增加了不少图片，特别是笑我先生多年来因店刊而得的许多名人手迹，首次精选收入集中，使《笑我贩书》增色不少，相信一定会得到读书人喜爱的。
       《笑我贩书》，蔡玉洗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版，２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