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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达谢维奇在《摇晃的三脚架》一书中后悔自己没有早生十年，因而错过了与白银时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如颓废派分子和象征主义者为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霍达谢维奇对文学的忠诚。文学的内在生命是极为顽强的，文学流派总有枯竭的那一天，而文学精神却没有熄灭。只要这个时代还承认和追求“美好的东西”，诗和思的种子就不会死亡。霍达谢维奇讨厌那些谄媚的御用文人，在他看来，过分考虑动机，就等于把文学当成了工具。诗人的恐惧来自自然界赋予的死亡感受和心灵的一片空空荡荡，而不担心仕途和经济利益。诗人是伪装时代里最直率和诚实的人，如果他精于耍花招，就不会对文学感兴趣。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的“志向”在于“超脱这凡俗的世界，携着一颗永生的心灵和诗作，如同天鹅向高空飞翔”（杰尔查文的诗句）。诗人的目光高远而纯洁，他们并非不通世故，也并非不懂生存之道，但是，他更清楚，如果不克服人性中肮脏的一面，就会成为俗不可耐的市侩，在斤斤计较和争名夺利中空耗生命。心灵脱离大地未必意味着虚妄和不着边际，这并不影响他的身体紧贴大地。
       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的身上有一种幻想和梦的气息，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世俗生活窒息了他们的情感和想象，使他们不能够自由地呼吸。他们厌恶过一种伪装的生活，因为它不但遏止了诗人的精神现实需求，使他们的才思枯竭，而且也破坏了他们的内在的生活习惯。内心的丰盈使他们拥有一种富有信念和灵感的生活。怀疑和追问赋予他们一种深刻的忧郁，他们不但觉察到了心灵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也预感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波动。他们的浪漫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对生命和死的理解已经超出了现实的容量，热烈的情感与平淡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霍达谢维奇这样描述格里鲍耶陀夫：“在他那略微乏味、常常是易怒矜持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深深的、不轻易在小事上表露的情感。然而，在应该的时候格里鲍耶陀夫则表现了强烈的欲望和旺盛的爱情。”智慧是痛苦的，沉默是复杂的，格氏故意拉大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以保持足够的力量去书写生命的真实。他抗拒的不是生活本身，他竭力抵制的是黑暗势力的入侵，以此来保持自己的个性。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对顺畅的普通生活毫无敌意，他们对渺小的生灵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却对他们卑微庸俗的想法不感兴趣。诗人同样讨厌那些无所事事、不爱干体力活的人。他们愿意生活在“永恒的劳作之中”。俄罗斯诗人从骨子里反对贵族化写作，他们知道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能增加内心的空虚。高高在上不是诗人所向往的，他们努力保持重心下沉，以倾听来自大地的声音。霍达谢维奇说：“在创作的最后时刻，诗人首先要将自己作为普通人来评判，因为只有通过其‘普通人’的感想才能创作出诗歌。”对“普通人”身份的蔑视也就等于对现实的剥夺，心灵和良心出现缺陷导致写作的缺陷。诗歌的单纯在于心灵的高度的自我整合。诗歌对现实的改变是建立在健康的心态和趣味之上的。我们不必指望一个蝇营狗苟、心态扭曲的人发出真诚的声音。真正的诗人并不急于得到同代人的理解，他拒绝时间的驱动。诗人的命运未必完全受历史所摆布，对文学规律的遵循和坚持，使他充满了力量。诗人既不依附于现实，也不从属于空泛的理论，他的歌唱和他的沉默一样，都是心灵的目的而非手段。诗人的生活是不能用世俗的语气来描述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够评判的。霍达谢维奇称普希金是“第一个像诗人一样度过一生的人”，剥离了诗人身份，普希金对我们就全然失去了意义。
       在当下这个物质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够像普希金那样把诗歌与生活内在地融合在一起了，欲望和诱惑破坏了我们内心的平衡，我们无力成为“摇晃的三脚架”。现在的诗人已经不屑于使用日常生活材料了，他们假惺惺地敷衍着过一种毫无生气、没有冲动的生活。他们内心苍白，却硬要大发感慨。他们是寄生在世纪喉咙里的喇叭，借别人的声音来成全自己的幻觉。他们是一群可怜的家伙。霍达谢维奇这样形容堕落的季尼亚科夫：“他那浅薄的高谈阔论的时代开始了，而且对此心醉神迷，但只不过是酒馆中的灵感和大彻大悟，并非是什么对世界的认识”。这一定义居然对于今天的诗人也如此适应，提醒我们在这个贫乏的世界上，非但不能放弃自我造就，而且也不能故作姿态，把虚假作为一种规则引入到生活中。
       （《摇晃的三脚架》，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２１．１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