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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天塔》与九十年代：寓言还是预言？
        “众声喧哗的九十年代”被公认为对“后新时期”的中国现实和文化状态的一个确切品词。“喧哗”两字都有一个口旁，因而九十年代是一个只顾说嘴的年代。九十年代既与“乱说乱动”的八十年代不同，也与“不许乱说乱动”的七十年代之前不同。简而言之，九十年代可以乱说。但九十年代是不严肃的，比七十年代以前还要不严肃。整个九十年代，中国人没一点正经——这就是九十年代数最没正经的王朔和王小波风头最劲的原因，尽管这两个没正经的人本质上完全不同：一个是没正经的小丑，一个是没正经的大师。所谓“众声喧哗”，其实是关于九十年代的一种极不可靠的“说法”，是被全体国人心照不宣地接受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这种不可靠和自欺欺人的“说法”似乎在暗示，所有的声音即“众声”，都有了自由传播的机会。实际情况当然决非如此。
       对于中国的九十年代开始于什么，至今众声喧哗。但对我个人而言，九十年代开始于我的长篇小说《通天塔》。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人知道，这部创作于１９９０年，预言了九十年代中国现实的《通天塔》，在整个九十年代没有机会得到出版。直到十一年之后，当中国人借着人为设定（因而也颇有自欺欺人之嫌）的时间单元交替的助力，并在一系列近乎凑趣地齐来助兴的好运降临之后，我的《通天塔》才获得了姗姗来迟的出版机会。然而此时此刻，《通天塔》的出版却似乎是很不合时宜了。
       其不合时宜，在我的朋友李静那里得到了证实。李静认为《通天塔》的“蓝本”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仿佛《通天塔》写作于九十年代终结之时，这可能是《通天塔》晚了十一年出版最容易导致的一个错觉。不少人认为，《通天塔》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寓言。这大致是不错的，或者说虽不中亦不远。因为，即便创作于九十年代之后，《通天塔》照样可以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寓言”，但却不可能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预言”。然而事实却是，《通天塔》创作于九十年代刚刚开始之时，它确实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寓言，但更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预言。因此，认为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是以《通天塔》为“蓝本”而展开的，无疑更为确切。但我不是要为自己赢得“预言家”的荣誉，我想说的仅仅是，我无时或忘地衷心期望这一“寓言”或“蓝本”对“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再具有概括力。事后的寓言是回溯的，而事先的寓言则是向未来展开的。自九十年代开始以来，我的与日俱增的痛苦是，这样的现实还要向“未来”展开到何时才能终止？《通天塔》作为预言何时才能失效？
       １９９０年，当我想象着生不如死的“未来”而写作《通天塔》时，我多么希望九十年代乃至以后的中国现实，不要被我不幸而言中，那样我将把《通天塔》像噩梦一样挥挥手忘掉，与全体国人一起“团结一致向前看”。然而不幸的是，现实像噩梦一样在那里，而且阴魂不散地挥之不去，因此《通天塔》这个“现实的蓝本”，恐怕暂时还有存在的价值。
       二、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通天塔》
       我在１９９０年写作《通天塔》时，根本没听说过“反乌托邦”小说，更没有接触过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倒是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乌托邦”哲学著作。直到六七年后，我才读到了这些“反乌托邦”小说，并且意识到《通天塔》这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殊小说可以归入“反乌托邦”小说。当然这是事后追认的，写作之时并没有明确的意识。
       必须承认，我读过的“反乌托邦”小说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从艺术角度来看，我认为那些“反乌托邦”小说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没有一部称得上伟大。“反乌托邦”小说由于其特殊性质，固然可以有一些并非“反乌托邦”的其他伟大小说不具备的特点，正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也可以有一些自身特点，但衡量小说伟大与否的标准，不会因为侦探、武侠或反乌托邦而有所改变。也许直到现在，“反乌托邦”小说依然是小说家族中一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品种，因此它不可能很快就出现真正伟大的作品。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被认为“只是瞬间的伟大，它的伟大力量只作用于我们，作用于现在，这一代人，这十年，或者只有今年，也许它注定要成为时间的抵押品。”（马克·舒勒，见《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１００年精选》）而我们期望的不是仅仅“瞬间伟大”，而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
       因此，我不希望《通天塔》仅仅被视为“九十年代中国的预言”。我认为好的反乌托邦小说必须超越时间和空间，反乌托邦不应该仅仅是政治预言，而更应该是哲学寓言。一部好的乌托邦小说不能仅仅满足于讽刺（甚至更等而下之地影射）某种体制，而应该成为对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疾患的诊断和救赎。乌托邦情结不应仅仅被视为某个时代个别哲学家或某个国度个别政治家的个体性精神畸变，而必须视为存在于每个人人性深处的一种普遍病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独裁者的狂热意志能够左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法理解个人的迷狂如何可能诱发群体的迷狂；更无法对未来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反而会因为现代乌托邦运动已经基本终结而大大地松一口气，误以为乌托邦病菌再也不会骚扰人类社会。哲学之父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刺激日趋麻木和怠堕的城邦之马不断前进的牛虻，我认为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应该成为预防“乌托邦天花”的牛痘，深深地种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心田。
       三、乌托邦著作与反乌托邦著作的必然形式
       颇堪玩味的是，所有的“乌托邦”著作都采用了哲学著作的形式，而所有的“反乌托邦”著作都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即便“反乌托邦”著作的作者是哲学家，“反乌托邦”著作依然采用小说形式。我不能确切地解释这是为什么，但我愿意试着探索一下。
       小说和乌托邦的共同特点是虚构，小说家与乌托邦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人性和人类社会不够美好。但两者在这仅有的相同点或交叉点之后立刻分道扬镳：小说家热爱生活、热爱人类，而乌托邦哲学家厌恶生活、厌恶人类。小说家眼中的真实生活，既有假恶丑，更有真善美；而乌托邦哲学家眼中的真实生活，没有真善美，只有假恶丑。因此小说家虚构的只是故事，反映的却是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乌托邦哲学家虚构的却是完全不真实的生活，并用这种完全不真实的生活来反对真实的生活。
       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都试图展望一种史无前例的人类生活。为了让民众相信，这种史无前例的崭新生活不仅美好到值得向往，而且还是可能的，“乌托邦”的作者必须给出论证，而论证正是哲学著作的基本功能。可惜的是，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在论证乌托邦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时，都把规划这种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当作了论证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全部，即用规划来代替论证：
       如果我规划得不错，看上去很美，那么它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论证完毕。
       不难想象，像上帝那样规划设计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仅可能而且必然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的全部细节，一定让乌托邦哲学家非常过瘾。厌世的乌托邦哲学家们都有一种非常彻底的精神洁癖——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畸变。病态的乌托邦哲学家视健康正常的人性为污浊，视自然合理的欲求为道德上的恶。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都是狂热的道学家，他们“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顾准）。一切狂热的道学家，都是真的敌人、美的敌人、人性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快乐的敌人、幸福的敌人，更是永恒道德的敌人。乌托邦哲学家不仅以上帝自居，甚至认定自己比上帝还要伟大，因为在他看来，上帝“规划设计”的整个世界很不理想，必须推倒重来。宗教家所说的“最后审判”，毕竟不在现世，而在未来，并且由上帝主持；但乌托邦哲学家却要由他来主持对全体同类的“最后审判”。宗教家毕竟还承认有少数“义人”，但乌托邦哲学家眼里没有义人，只有驯服的罪人和不驯服的罪人两类，不驯服的罪人固然要被坚决迅速地清洗掉，驯服的罪人也必须被“彻底改造”为“新人”。除了加尔文等极少数例外，大部分宗教家的道德热忱虽然高于普通人，但其道德要求还没有变态狂热到乌托邦哲学家的程度。因此宗教家一般都能对具有诸多人性弱点的人类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但乌托邦哲学家则无一例外地具有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自开天辟地以来，大地上还从未出现过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这不仅是乌托邦哲学家承认的，而且正是他竭力强调的。但乌托邦哲学家却自欺欺人地宣布，虽然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从未存在于过去，但却可以在他的规划设计下出现于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甚至就在明天。只要全体人类从今天开始都服从他的意志，按他规划的那样去做，那么天堂就在眼前。
       因此，厌恶生活和敌视人类的乌托邦哲学家只能用干巴巴的抽象观念来写他的枯燥著作。而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哲学家反对乌托邦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简单而抽象的真实，而是丰富而具体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反乌托邦著作必定要采用比理论阐述更生动形象的小说形式，用艺术真实来揭示原本未尽完善的人类生活被乌托邦的狂想和痴念戕害到了何等悲惨的境地。
       简而言之，既然反映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小说立基于大地，而反对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乌托邦著作否定大地，那么反对“反对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反乌托邦小说就不得不再次回到真实的大地。小说客观反映自然，乌托邦著作主观规划应然，并且视主观的应然为必然，而反乌托邦小说揭示乌托邦式的应然决非必然，而是一种灾难深重的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