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２０００年５月的一天，我去团结湖北里董乐山先生家中，为即将赴美的凌畹君老师——董夫人送行。走进熟悉的客厅，一眼看到董先生的遗像，仍在花丛中向着人们微笑；除此之外，一切陈设还保留着先生在世时的样子，似乎董先生一年多以前不是驾鹤西去，而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可能归来。然而现实却是，连董夫人也要走了——去与海外定居的儿子相聚。至此，董先生的家人就全部离开了祖国。那一天我与董夫人谈了许多。我们谈到关于先生的一桩桩往事，谈到他的作品，他们的家庭、儿子……董先生故去后，我和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为先生再做点什么。凌老师告诉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收集、整理董先生的遗作，与李辉一起编辑《董乐山文集》，并筹划《董乐山译文集》的出版。将要付梓的《董乐山文集》中还收入了由我整理、《博览群书》１９９９年６月号刊登的社科院追思会纪要。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等待，煌煌四卷本的《董乐山文集》终于在２００１年夏天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从李辉处取回书，我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看得出，李辉编这套书，确是下了一番功夫。《文集》收入了迄今可以找到的董先生几乎全部作品。从他十八九岁在上海“以文学青年出道”，一直写到去世前的最后几天，可以说是卷帙浩繁。其作品文体涉猎之广也令人惊叹：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书话、论文……正像董先生生前所说，自己“一生在各门学科的边缘逡巡徘徊”；又如李辉说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文体的界限，甚至职业的界限”，这固然会给编选归类带来一定的困难。现在这种按思想内容兼顾文体分类的编法，体现了编选者对作者深刻而独到的理解，比较充分地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董乐山：他才华横溢，而孜孜以求，一生追求崇高的目标，却命运多舛；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作家，更是一位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智者，一位为了理想而长期在泥泞中跋涉、屡受打压却决不低头的思想战士，一位把他的智慧、才华和学识无私奉献给社会、给青年的知识分子。哲人长逝而精神永在。透过这些书卷，董先生的微笑将长久地留在热爱他的读者们中间，为容易在滚滚红尘中迷失的人们点亮思想之烛。
       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先生为《文集》写的《代序》，完整地总结了其父一生的事迹，对董先生的精神品貌做了十分准确贴切的表述。这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最令我震撼的是这句话：“１９９９年３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多少感慨，多少委屈，多少遗憾，在这里轻轻一笔带过，留给世人去评论、去遐想。我不由联想到董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伏在病榻上写下的那篇《病中遥答方晓蓝兄》，赫然醒目的有这样一句话：“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人们知道董先生生前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很少诉苦。１９７８年他与久居美国的哥哥董鼎山取得了联系，鼎山先生“尽量设法试图了解他所受的心理创伤的深刻”，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些“皮毛”，“此后就封口”，甚至不愿哥哥去探访他“一家三口所住的简陋斗室”，那斗室摆了三张小小的木床后就没有了插足之地。董鼎山先生为此心绪不平：“我的弟弟在中学时代就参加革命，难道革命的果实只能给他这种报答？”而乐山先生似乎已习惯了背负十字架前行，习惯了在各种境遇下都尽量去做自己想做、该做和能做的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翻译，有助于当时尚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人们全面了解纳粹独裁政权的历史和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这本书先是内部发行，在私下流传甚广，以后又多次再版，发行达数十万册，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次带有启蒙色彩的译事是董乐山翻译生涯有意为之的选择，也奠定了他后来一系列译著的人文主义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他获得解放，更能够“选择一些自己比较击赏而且认为值得介绍的东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光荣与梦想》、《正午的黑暗》、《第三次浪潮》……他的译作无一不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对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翻译大家的董先生和一般翻译匠的区别。他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一枝译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一位思想者，仅仅通过翻译他人著作来对世人说话仍是不够的。退休后，董先生开辟了一个更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杂文、随笔的写作。事实上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初，年未弱冠的董乐山就显露出文学才华和评论家的素质，不仅发表过小说、诗歌，而且以一系列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麦耶剧评”享誉上海的文艺界。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历经人生坎坷的董先生文笔更加老到，见解更加深刻。他在当时能允许的话语环境中尽可能地发出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睿智的声音。他的一系列《译后漫笔》，详尽地向国人介绍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基督最后的诱惑》、《红星照耀中国》等译著背后的故事，引起人们对专制主义的警觉和厌恶，对“民族的品性”的反思；《文字狱与捉巫案》、《现实与谎话》、《换头术与隐身法》、《政治隐语》、《“有偿新闻”怪胎的由来》、《为胡适鸣冤叫屈》、《谈禁书》等，通过谈古论今，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由来及惯用手法；《反奴性运动倡议》、《黄种人在祖国受歧视》、《假药案一叹》、《懦夫，你的名字是……》、《是站着服务，还是坐着做官》、《文坛骗局》、《论爱面子》等，对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闲话皇帝》《吃肉与骂娘》《打天下与治天下》等，锋芒直指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董先生还写下大量书评、书话和介绍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随笔，为国人打开眼界，拓展思路，使读者能站在更高、更宽广的视角来观照历史和现实世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因眼下的某种需要而模糊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当然，董先生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谈外国的事情，还是谈中国的事情，他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人类共同的正义、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理想。只要是假、恶、丑，只要是泯灭人类良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无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一律都在他的摒弃之列，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自然而然地呼之欲出了。读董先生的著述，确实可使人长知识，明道理，匡正谬误，净化心灵；同时董先生那幽默优美的文笔，也给人一种阅读的享受。董先生的译著和文章，是他奉献给中国知识界和中国大众的一笔精神财富。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两句话。董先生身后，他的家人将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在去与留的问题上，董先生生前曾做过两次大的选择。一次是１９４９年，他的一些进步文人朋友相继去了海外，他也有机会去香港工作，但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因为“新中国百废待兴，他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原罪”般的不被信任：由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他屡屡求职受挫（这段经历在他的《失业纪实》长文中有生动的描述），后来不得不改变初衷，北上新华社成了一名新闻翻译。接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只会讲真话的性格又使他在“反右”中大吃苦头，长时间被打入另册，戴上精神枷锁。另一次是１９８９年，他第三次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任期过后，美国的亲友劝他留下，他却执意回国“享受应得的养老金”。那是一个出国知识分子纷纷滞留不归的年头，而董先生始终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都在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深热爱的感情。这种爱表现在他从年轻时开始，毕生都在为“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的国家”而奋斗，历经兴衰荣辱而不悔。在有些情况下，爱并不表现为浅层次的歌颂，而是以批评或批判的形式来表达的，因为“爱之深责之也切”——这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应做所能做的。遗憾的是，曾几何时，在尚未建立起正常民主秩序的社会氛围中，董先生的拳拳之心非但不被理解和容纳，反而被视为异类。那时候多少有识之士不得不三缄其口，真可谓“万马齐喑究可哀”。难能可贵的是董先生并未被真正封口。正如李辉所说：“不管处在何种状态何种环境，他最终都能找到一种寄寓思想和才华的方式”。这就使我们有幸看到《文集》中那些在不同时期写下的充满智慧灵光的文字。以董先生的学问、见识，如果天假以年，不知还会有多少好文章奉献给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生都在“戴着镣铐跳舞”的董先生个人命运是个悲剧。尽管他晚年得到了应得的荣誉，有了一个相对可以自由抒写的时期。但这一切还是嫌来得太晚、去得太早了！人们看到，很少抱怨个人际遇的董先生，在临终前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于是就有了那“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的令人心酸的话。董先生死于肝癌，而这种病很大程度上正是长期郁闷不舒的结果。精神的活跃和性格的内敛形成的反差，也使他难以对命运的摆布真正释怀。我愿以董先生１９９７年在重病中写下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