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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先生的四卷本文集洋洋洒洒几百篇，包罗万象，充满着知识和情趣，闪耀着思想的亮点。
       董先生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研究员，只会读死书码字儿。我同意李辉先生在编者序中所言，董先生是最好意义上的文人，他游刃于知识与现实之间，以思考为社会服务。他写作的方式多样：小说、剧评、翻译、杂文、学术，项项都有成就。他关注的方面甚广，古今中外，无拘无束，尤其是那些别人尚未意识到的冷僻或深层次的问题。他针砭时事，独具慧眼。他的文风活泼优雅，从不板起脸训人，却常常流露出无奈与幽默，莫不发自肺腑。他的作品十分贴近社会，拥有大量读者，影响广泛，不囿于学术界的小圈子，这是与时下不少巴巴结结做学问的人大不同的。董先生在《为清教徒正名》一文中写道，“本文不想从正面来阐述清教徒和清教主义的定义，或它们的来龙去脉，那是枯燥不过的事，可以在任何世界史或英、美历史教科书中找到。”我想，这很代表他做学问的路径。
       这条治学道路既承继了中国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又吸取了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精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熔两者于一炉。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忧国忧民”这个词似乎已经消失，或者成了一个可笑的名词，却忘了我们曾经用它来赞美过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这大概一是因为盛世危言，有不合时宜之嫌；二是人微言轻，一介草民，忧也轮不上你来忧，有自作多情之苦。然而，一个专门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也能不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吗？
       董先生说古道今，题目俯拾即是，但他心中始终把握着分寸，真可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阅历越丰富，思想越深邃，也就越体会到世事之复杂，也就越领悟到中庸之道的明智。走极端有时是很痛快的，似乎也很彻底，但往往只是满足了热情却丧失了理性。殊不知任何事物都有其根源，不是听凭主观愿望调遣的。将原本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握是容易了，但已经不是事物本身了。人们梦想有一个十全十美、人人满意的社会，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然而但凡有人类存在，不尽人意的事肯定是少不了的，不现实的梦想也许只会带来愤世嫉俗的心态。董先生一生颇有曲折，很早就获得了这种洞察的智慧，他的文章处处表现出一种坦诚的平常心。
       董先生论及最多的一个外国就是美国，这也很自然，他本来就是美国研究所的人。说也奇怪，美国这个国家在中国好像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要说与卢森堡、斐济这样的国家不同，甚至与英国、法国也不同，常常能在国人心中激起迥然不同然而同样强烈的情绪，连曾经侵华的日本也望尘莫及。对美国，中国人是时而憎，时而恐，时而崇，对它的态度甚至会成为爱国或卖国的标志，真是令人费解。一面是反对了几十年的美帝，一面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去移民。种种复杂的心态给美国研究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然而越不了解也就越容易走极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研究英国、法国、几内亚、新加坡那样来研究美国呢？美国无非是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有它的特点，有它的麻烦。在当今世界，中美必须面对，彼此都无法无视对方的存在，知己知彼，才是上策。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董先生属于最早介绍美国的一批中国学者，他对美国的介绍一直保持着客观真实，恰如其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判断的依据是事实和良心，目的是认识美国，而不是呼喊口号，重复教条，因此不必在批判还是美化这种无谓之争中挣扎徘徊，欲言又止。对有些人来说，讲实话真难，对董先生来说呢，不讲实话又真难。
       １９８１年，董先生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人们期望着他大吃一惊的反应，不料他却在报上撰文道，“孰不知我本上海洋场中人，昔日又嗜读台蒙·伦扬、林·拉德纳等百老汇作家，此等意料中事，岂能令我瞠目结舌乎？”在另一文中他又写道：“我这次从北京到纽约的第一眼印象给我的震荡，还不如四十五年前我第一次从浙东的一个小城市到上海时所感受到的震荡大。”四十年代的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具有国际都市的繁华与多元，更何况他博学多闻，富于想象，对美国了解甚多，怎么可能在所谓的“文化震荡”中一下子就失去平衡，像到了月球呢？只有那些自我封闭、缺知少识的僵化头脑才会只晓得自己一种文化，一种活法，对别的文化不是批判，就是羡慕，在两个极端中晃来晃去。
       但是董先生的这种平常心态又不是那种可笑的自大，晚清那种“西学中源”的妄自菲薄。董先生对美国是非常敏感的，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人的礼貌，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后的第一感觉：人怎么都这么有礼貌？小车怎么会停下让行人？须知当时中国的小车是长官的特权，自然没有给步行的平民百姓让路的道理。接着董先生又写下他的第二个印象：一个试图敲他们竹杠的出租车司机，一正一反，一个真实的美国马上就跃然纸上了。美国不过是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美国人具有人类无论好坏的所有品性，既没有必要去仇视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吹捧他们。董先生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富于冒险精神的、追求自由的人汇集起来的民族，是有世界性的民族。她不断地开辟新的边疆，创造个人奋斗的机会。”这可以说是美国的特点。为了人类文明，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从美国本身去理解它，而不是像我们一贯反对的那样，将一种文明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另一种文明。每个国家有它的历史和国情，研究其他文明的有利之处是“旁观者清”，要点是借鉴，而非批判。批判外国和批判古代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你的权力到不了人家的地界，也纠正不了人家的错误。两国外交可以有起有落，但却不必与其人民为敌，否则很容易走上狭隘民族主义的道路。
       董先生介绍研究美国的面是很广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无不涉猎。他主编过关于美国的丛书，翻译校对过重要的学术和文学著作，如《光荣与梦想》、《美国志》、《囚鸟》等。他的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是《美国的罪与罚》，相当于一本书的篇幅，生动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犯罪历史及刑法制度，可见他对美国司法的重视。法治是美国立国之根本，自由从来必须依仗法治的保护。
       董先生善于捕捉美国的关键问题，每个题目都是经过挑选，有所思考，有所启迪的。知识是思想的材料，如果仅仅罗列知识，那电脑足矣，又何必动用人脑？关于美国，有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如美国的清教徒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真的禁欲苦行吗？华盛顿“解甲归田”意味着什么？美国为什么扔原子弹？其中利弊如何？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又是什么？为什么美国人提起它总是带着耻辱？水门事件为什么能导致尼克松下台，他冤还是不冤？这件事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什么特点？目前流行的政治正确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美国民众的思想有何后果？美国的种族问题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保守主义为什么现在占了上风？美国是不是正在走向衰落？这些问题不仅是每个研究美国的学者所关心的，也是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时，董先生都有自己的观点，说明他对美国了解之透彻。他认为人们对清教徒普遍有误解，其实他们并不像门肯所言，“总是担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日子过得高兴”，他们也很有人情味，对美国影响深远。他通过介绍丽琳·海尔曼的自传《卑鄙的年代》，指出麦卡锡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反共歇斯底里所滋长的政治迫害，在知识界造成一片恐怖，是美国历史上一段荒谬而耻辱的时代。他认为美国扔原子弹有其隐情，那就是从截获的代号为“神奇”的日本密电上显示，美国必须独自面对垂死挣扎的日本。尼克松的下台有他性格上的致命弱点，那就是膨胀的个人权欲，他不甘寂寞到了可笑可怜的地步。
       董先生也不回避种族问题等敏感话题，他写道：“不论是种族主义还是反种族主义，由于它们是主义，本身就是极端化的表现。种族主义固然带来种族歧视，反种族主义也会造成倒换的或称逆向的种族主义，这也是一种种族主义。”这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一个中国青年画家在纽约惨遭黑人凌辱直至当场被枪杀。设想当时若是一个白人这样杀了一个黑人，不知又要闹出何等骚乱来。美国时兴的政治正确造成了压制舆论的气势，使人难以说出真实，与美国表达自由的传统相违背。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很有可能退为次文化，而文化上的分裂会造成政治上的分裂。保守主义的兴起与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极端有直接关联，可以说是对激进主义的反弹。美国不时会兴起衰落论的思潮，但正是由于衰落论的提出，防止了衰落论所预言的衰落的出现。我觉得所有这些分析都击中要害，发人深省，有些观点甚至在美国这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也很难发表的，但董先生都能直言不讳，这不仅加深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理解，而且也值得美国读者好好思索。在分析泰勒、斯东等人物时，他也都是实事求是，客观中肯，以理喻人。董先生作这些评论与将美国妖魔化相比，不知要困难多少，也不知要有分量多少。告诉人们一个真实，而不是去迎合外在压力，以片面之词去愚弄煽动民众，这应该是学者文人的基本品格。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但董先生以七十五岁谢世，却使大家有英年早逝之感，这主要因为他思想活跃，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他去做。可惜他赶上改革的时代终究有点晚了，虽然学识阅历已到融会贯通，挥洒自如的境界，但人生毕竟只剩下一小半可以支配，于是就有了大家的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