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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血雨腥风的岁月，那是焚琴煮鹤的年代，那是中国人穿一种颜色衣服的日子，那是在讲话前要背一段语录的年代，那是让今日网络聊天室里的青少年无法相信的年代。几年前，一位年轻学人在赴哈佛大学读书的途中，来山景城我的斗室小住。酒酣耳热后，我们谈天说地。突然，他似乎非常严肃地问我：“果真有那种讲话前要跳舞的事？是不是太夸张了些？”我沉思良久，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时间居然有如此大的能力，几乎在我们集体意识的磁带上成功地抹去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只是对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却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对于“文革”，回忆往往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在那样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积极的东西会应运而生吗？
       １９６７年冬季的某一天，暮色苍茫，我独自走在江南小镇绍兴的一条街上，不知归途何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已经慢慢退潮，尽管内部斗争汹涌澎湃，表面上却趋于平静，武斗至少已不常见。那场运动对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当时无法预测。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可是当热热闹闹的游行不再是生活中常见的场面时，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便悄悄地占据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原来是每日不停地刻钢板、写标语，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考虑自己前途的人只能无地自容。一旦轰轰烈烈的革命冷却了下来，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四个面向”的选择面前，有些同学去了新疆、内蒙建设兵团，有些去了工厂矿山，有些到外地参军，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开始。现在回想起来，从那时起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我去绍兴乡下插队落户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对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类社会人际关系的领悟，也许要得益于后来在鲁迅故乡那九年的磨炼，但基本文字的训练和性格的铸造却主要成就于这一年多无家可归的日子。
       衣食住行是生存中最先要面对的。当时父母生活在离绍兴城三十多里的农村。自从１９６５年被迫举家南下以来，他们就一直住在那儿。由于我们老三届名义上已经毕业，所以学校就不再是我们的家了。我只好从学校搬出来。三十多里外就是我的家，但却有一种望家乡路远山高的感觉。幸运的是，我的一个表哥住在学校旁边塔山的脚下，因此我就搬到表哥家的顶楼上暂且安身。在那个狭小的顶楼上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开头的日子当然百无聊赖。我常常早上从表哥家走出，在城内漫无目的地游荡。早晨走过大云桥时常让我裹足不前的是摊位上的糯米裹油条，记不清是多少钱一份了，大概是几分钱。可是有一天在新华书店看到了一本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于是物质的需求和精神的渴望便产生了冲突，使我深受抉择之苦。糯米油条吃过几次，《柴达木手记》后来也成了我的藏书。在艰苦的环境中安排有限的资源，我终于长大成人了，当时我十七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由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介绍，认识了一位比我大几岁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两位都热爱文学，加上后来认识的一位音乐爱好者，组成了我这段生活中的小圈子。
       “文革”早期破旧立新，很多书籍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被烧掉。但还有不少在渡尽劫波后，落入了一些有心人的手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无价之宝。我们几位都有些自己喜欢的书。相互认识后，书籍也和人一样有来有往了。我当时只是初二的学生，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中国文化的书籍多了些，但外国文学就欠缺了。其他几位因为比我年长几岁，在学校时已对西方文学略有所知，所以我们之间便可取长补短。加上还有一位会拉小提琴的人，我们常常在听完他拉的《梁祝》后，借书中的人物、事件高谈阔论社会与人生。此时此刻，生活资源的贫乏、人生前途的渺茫，都退居到次要地位。因为，我们有莎士比亚为伴，忙于思考“是活着，还是去死”的答案，我们与托尔斯泰为伍，剖析战争与和平的奥秘；我们不理解《高老头》中的伏托冷，却深深同情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与书中的人物同声同气，和巴尔扎克神游于塞纳河畔，与哈代漫步在爱敦荒原。在西方文明中浸润良久后，我们连忙回归本土。于是，我们随李白同吟“长风破浪会有时”，也会被杜甫“车辚辚，马萧萧”的绝世悲音拉回到现实中。绍兴这个文化古城，四处都是能勾起你神驰遐想的历史遗迹。我们自感幸运之极，不必借想象之翼去观赏李清照的中庭，曹雪芹的院落，因为我们能亲身步入陆游的沈园，看伤心桥下的春波，去秋瑾的故居，体会催人泪下的侠骨柔肠。
       忘了是哪一年的春天，在表哥家的阁楼上听了一夜的雨声。清晨起来，湿润的空气中有淡淡的花香。我连忙朝后街走去，在湿漉漉的鹅卵石上慢步独行，心中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油然而起：
       事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自然的景观唤起了内心深处的迷茫与惆怅。这小楼，这春雨，加深了我客居的情怀。陆游诗中所写的处境当然与我毫不相干，但文字烘托出的意境并不需要你去寻找时空的对应和细节的吻合。那五十六个汉字的巧妙安排，借一夜敲窗的细雨，让一位离家的游子在淡淡的乡愁中感受了一次中国文化独特的优美意境。
       回想这一段生活，看书是我生命的核心。这以后的生活里我很少有像这段时间中那么投入地从书本内汲取营养。“文革”固然是一场文化的浩劫，但命运偏偏鬼使神差地给了我这一年多的宝贵时光。我当时除了读书，别无旁骛，所以充足的时间提供了我细嚼慢咽的条件。
       于是，我常常采用背诵的方法将不少诗文从书本上转移到脑海中。这种反复背诵的过程，使诗文的形式和内容都内化成了我自己的内在特征，正如培根文中所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我背诵的本领当时很少有人能和我一比高下。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常常能将不少诗文如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凤凰台》、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等一气背出。除了诗词外，好文章也是我背诵的对象。我背过孔明的《出师表》、王勃的《滕王阁序》、陶潜的《五柳先生传》。诗文在背诵的过程中内化成了我价值观的依托，转化为我性格的底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客居西方十多个春秋后，在啃过一本本西方理论著作后，在学术讨论中面红耳赤地为某一西方学术观点辩护后，熟悉我的朋友从不怀疑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知识分子。年轻时吸收的文化精髓经得起岁月的冲刷，直到今日仍牢牢地黏附在我的性格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中那段辛苦遭逢，反倒为我日后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础。
       二千年十月，母亲辞世。我送灵返乡。归途中车驶过离别多年的绍兴，小城已经完全变样了。开车的司机殷勤地向我介绍天翻地覆的变化，话语间流露出绍兴人的骄傲。确实，街上车水马龙，路旁高楼林立，可口可乐的广告琳琅满目，外国商品的招牌四处可见。街角一位中年男子手持摩托罗拉的手机传递十万火急的商情，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妙龄少女正拿着西门子的大哥大与男友情意绵绵。现代文化，无所不在的现代文化正借着全球化的飓风，吹到了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古城绍兴于是也抛弃了旧貌，穿上了新装。改革开放初期，绍兴就率先以柯桥轻纺城为典范，高速发展工商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都是值得绍兴人骄傲的。然而我却仍然感到若有所失。我仿佛偏偏要在这幅令人振奋的宏图中去寻找一些微不足道，却似曾相似的踪迹。于是我问司机，那些石板做成的小桥，卵石铺就的小巷，是否还能造访？司机先是一愣，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那些地方人们已很少注意了。如一定想看，偏僻的后街应该还能找到。我听罢沉思良久，不无失望。
       最近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如何面对现代。人不可能拒绝现代，因为现代会为人类带来物质的利益。面对城市的诱惑，有谁愿意选择“我荷锄自田间归来，你仍纺纱织布”的生活呢？在孤灯如豆的茅舍和灯火辉煌的别墅之间进行选择并不困难。有时，人们也会在厌腻了现代生活后，玩一点返璞归真的游戏，带领家人离开价值数十万元的楼宇，到茅屋中小住一夜，但那种经历毕竟是浮光掠影，绝不会刻骨铭心，不会成为铸造你性格的中流砥柱。而我们的传统却恰恰是在那种物质贫乏、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而成。中国文化中那些青史垂名的人物常都与忧患与生俱来，那些气壮山河的壮举也都是血与泪的写照，不少催人泪下的诗文都是逆境逼迫的产物。这些与舒适安逸的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但我们难道只能回归历史才能保持传统？难道我们只能回到烽火连三月的环境中，才能品味家书抵万金的价值吗？难道只有让国家不幸，才能成全那个辉煌的传统得以薪火相传？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要如何在升平社会里保持从贫困、战乱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辉煌传统。
       举目周围的环境，可以堪称传统的事物与现象已经不多。在生活的最小范围内，我们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少传统的色彩。但逐渐扩大生活范围后，传统的浓度就越来越淡薄。几家合住的庭院为传统的人际往来提供了基础，搬进高楼大厦后，中国特有的邻里关系就被釜底抽薪了。工作环境的变化，社区形式的改变，特别是新传媒的诞生，都使得保持传统如逆水行舟。从什么地方下手，才能使传统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扎根落户呢？
       文字是一个可引来传统源流的渠道。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都栩栩如生地映照在一本本的书中。既然我们无法在周遭的环境中，亲眼目睹传统演化成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那么就让我们借助文字重温历史，借助篇章铸造性格。问题是书籍也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即现代传播方式的挑战。电视、电脑正大规模占领现代人的工作与业余时间，加上摩登音乐鼓噪不断，除去仅供商业消费的通俗文字，真正留给严肃文字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
       电视更适用于娱乐消遣，却很难作为培养性格的手段，因为留在屏幕上的画面稍纵即逝，观看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画中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目前青少年最喜欢的音乐电视节目，画面更是快得让人无法捕捉，一个画面所传达的信息还没抵达观众的意识深处，另一个画面便接踵而来。这种短暂快速的信息从来不能稳固地扎根在现代人性格的土壤中，培养出在危难艰辛时可以汲取的价值观。这是可供享乐的把戏，却不是患难时的依靠。
       电脑近来可谓大行其道。它提供给现代人的方便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将电脑用于文字处理，还是用于通讯传递，抑或用来记忆储存，它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电脑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习惯，使我们在生活中加深了数字化的管理，增加了对精确的要求。可中国文化从来不以精确著称，因此想以电脑为媒介，构筑中华文化的性格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电脑数据库是一把双刃剑，它替我们记住了原本无法用人脑记忆的信息，可同时也使个体的记忆退化。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愿意挖掘记忆的潜能去记住实用信息以外的东西。能用来酿造个体性格的文化内容不是被冷落一旁，就是被浅尝辄止，很少内化成意识深处的文化沉积，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人类的传播媒介五花八门，中国文化的资源堪称取之不尽，可就是很难流入现代中国人的心房。
       我于是想到了背诵，这个最原始、最节省的方法。我自己的经历雄辩地证实，人可以从朗读背诵名篇中陶冶性情、铸造性格，进而受益良多。但这样的建议在现实中不被人嘲笑就已经万幸了。说这是曲高和寡，无非是文人的自恋情结，骗不了自己。于是，我只能在书海上寻找意趣相投的人，希望有一天可以面对一位智者说上一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现在的网络公司日子很不好过，倒闭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漫无目的地来到一家常光顾的书店，竟意外发现正在清仓大拍卖。原来网络业的不景气已经殃及池鱼。不过这实在是书店不幸读者幸，正是买书的好时机。我踏入书店，书刊已是满地狼藉。我在语言类书架前浏览片刻，便徘徊到哲学类。原本想找找乔治雷可夫的几本书，却意外看到了乔治斯坦纳的Ｒｅ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ｓ。百分之三十的减价优惠足以使我动心。
       真没想到，这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知音，居然得来如此不费功夫。斯坦纳认为好诗文不仅要背诵，还应高声朗读，因为积极的理解有赖于大声阅读，我们单独背诵一首诗时，读者便与所感知的意义产生共鸣。背诵实际是为文本在人心中找到了安身之地，而这些熟记心中的文字，能在适当时刻转化成生命的力量。我们所记住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意识中的一种动力，性格成长中的一个“起搏器”。斯坦纳还认为，有目的地培养某种共享的记忆能使一个社会与其历史接应传承。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保护个人性格的绝佳手段。一个人的财物可以被巧取豪夺，可蕴藏在个人心中的财宝却不怕官府的暴虐，社会的凶残，无人可以把它抢走。斯坦纳以俄国历史为例，讲述当年政府残酷迫害异己，严格控制传媒，可到头来现代俄国诗中的精华仍然口口相传，不胫而走。虽然当权者不让出版，但人们却把诗背在了心坎上。
       斯坦纳对现代社会中电脑取代人脑记忆的现象深感不安。他认为在我们学校教育的方法中背诵早就被打入冷宫，一般人也从没有背诵的习惯。确实，莘莘学子乘坐选择题这一叶扁舟，航行在无边的题海上，汲取着很少深入人心的知识，假如在ＡＢＣＤ的选择中成绩斐然，就可以进北大、入清华，谁还愿意去背诵朗读那些仅以文字取胜的诗文呢？
       然而，现代人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接触的大量信息都只在心坎边缘欲走还留，从不深入人心，扎根落户。我希望有一天，世上的人们，特别是善于宏观把握的中国人，会在饮足了高科技酿造出来的那杯缺少人文味的酒后幡然醒悟，像对上天祈祷那样，向文字呼唤。文字，请你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替我们驱散现代性的寂寞，为我们收拾解构后的残局，抚摸现代人那颗无处安放的心。只要文字回到人的心中，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能见落叶而发感慨，借青山而抒心怀，见穷人而流热泪。我们藉着科学脑创建了现代化的家园，却发现后院一片荒芜。于是我们向文字呼喊，希望它回到荒芜的田园，滋润久旱的心田，替我们找回那颗人文心。文字，你若有知，请务必返回我们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