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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学者 不尽的思念
       今年三月二十日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百岁生日。钟老已于一月十日离开了我们，钟老的学术影响以及他开拓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事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每思及此，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本刊选载一组文章，缅怀先生道德风范，以此作为我们对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能跟随钟敬文师学习民俗学，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１９９３年秋，我完成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年合作研究，回到北师大，希望能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继续在学术上充实自己。大约是自己的历史学术取向并非符合主流，所以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不甚顺利，直到年末，我才决定尝试着报考民俗学的专业方向，但对这门学科，我的确不甚了了，在别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准备外语考试的时候，我却抱着几大本文学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材苦读。１９９４年春侥幸通过考试之后，才知道敬文师在阅卷时曾对别的老师说，此生在文学、民俗学方面显然没有很厚实的基础，但从答题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思路有不同于文学出身者的独特之处，因此仍是可造就之材。
       一句话，使我领略了敬文师不拘一格选拔人材的风范，也由此改变了我以后的治学之路。
       敬文师在国内外学术界、文艺界久享盛名，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但当我第一次去谒见他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的，记得那初次见面告辞后，我的两个手心里全是汗水，合了那句“战战兢兢，汗如雨下”的古话。但是很快，敬文师的平易、亲切、经常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使那种面对大师的紧张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小他半个多世纪的我，常一会儿叫“小赵”，一会儿又叫“老赵”，引得大家哈哈直乐。
       敬文师给学生上课的认真是有名的。其实不仅是上课的时间，就是平时去向他讨教学问，他只要讲起来就总是滔滔不绝，一连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似乎不大爱喝水，我们觉得他一定口干舌燥，给他倒杯水来，结果往往是水杯拿在手里，却还在不停地讲着，最后一口未喝，又顺手把杯子放在了一边。有时天色已晚，我已起身准备告辞，但敬文师似浑然不觉，仍在对你认真地讲他的想法，我只好再坐下听，甚至立而坐，坐而立，如是者数次。许多朋友知我随敬文师读书，常向我问起他的身体，我总以此例对，大家无不咋舌称奇。
       因材施教，授业无私，这些赞语用在敬文师身上，只嫌力量不足。他积八十年学术之功力，发现许多有意义的课题，却往往把它们交给学生，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而绝不吝啬。他对我说，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史应该得到很好的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你是学历史出身，而且理论分析能力较强，应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把自己积累下来的材料交给我，有时还要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斗室里替我翻找。我担心先生高龄，请他告诉我那材料放在哪里，我自己来找，他却说，你不好找，还是我来找。有的书当时找不到，第二天一早他就打电话来，说是找到了，让我去取。九十多岁的老人，弯着腰，在厚厚的书堆里替我细细翻检资料，那身影总在我眼前晃动！
       敬文师视力不好，我曾托好朋友帮忙，为敬文师做了白内障剥离手术，植入人工晶体，效果尚可。据说启功先生十分羡慕，因为他虽也眼睛不好，但因身体原因，不能做此手术。敬文师心、肺、脑等一切健康，虽然医院比较紧张，准备了保护性措施，但手术很顺利。尽管如此，他的视力比正常的视力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的毕业论文每每二十万字，写成初稿时要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他坐在那里，有时眼睛微闭着，像在打盹的样子。但他会突然张开眼睛，直起身来，告诉我们哪里哪里似乎不妥，应该如何如何改为好，或者让我们重读一下，再揣摩一下是否合适。弟子们了解了先生的这个习惯，哪怕先生在听读时表现得再闲散，也不敢马虎大意，读的时候谨小慎微，还不时偷眼看看先生的神态。每当溽暑将至的时期，敬文师与每届三四个，甚至更多的弟子，便要有此一番奇妙的经历。那种略带紧张却又很温馨的气氛，是大教室里上课所完全没有的。
       论文答辩是弟子们修成正果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敬文师请答辩委员，决不是请本学科或系里的老师凑数，而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比如有关于农业生产民俗的论文答辩，他会请来搞农业史的专家；有关于历法或者星象之类的论文答辩，他则请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做主席。我的论文事涉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他就请了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王桧林教授主持答辩。敬文师把答辩会开成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自己自然要讲个几十分钟，别的专家受他的鼓舞也都畅所欲言，旁听者往往门庭若市。
       记得我答辩的时候，北京大学周星教授提了个很重要、却很难对付的问题。他问：“既然是做民俗学史，钟敬文先生当然是你的研究对象。但钟先生是你的老师，你也通过对钟先生的访谈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那么，作为研究者，你怎样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使研究更为客观可信呢？”对此，我如果答说基本上同意敬文师的看法，那么答辩委员多半会觉得我的研究缺乏独立精神；如果我说有很多意见与敬文师相左，那就要冒得罪老师、被人批评狂妄的风险。
       我望了一眼老师，他也在那里嘻嘻笑着看着我。仿佛在说：我帮不了你，自己对付吧。我来不及过多考虑，便说：“记得前贤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然我的整个研究得益于先生，也有许多观点与先生相同，但也有一些观点与先生不同。比如先生一度曾强调民俗学科是一门当代学，而非古代学，这是针对以前民俗学以研究历史时期的风俗为主、使用的多为文献材料的状况而言的，无疑是对的，但我同时认为，民俗学虽非古代学，但却是历史学，因为它的核心特征是讲传承，传承就需要时间，何况历史学也研究当代史。”敬文师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对我的态度很赞赏。以后他也在多个场合讲民俗学研究要重视历史，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被他列为民俗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方向。
       这使我由衷地感动。我见过太多弟子因与老师的学术观点不同而遭遇坎坷的例子，开始，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幸运——一个学术泰斗，一个仰之弥高的长者，能够容忍孺子的信口雌黄么？这以后，我多次与敬文师讨论学术问题，也提出过不同意见，甚至也见到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与敬文师切磋，但先生始终是那样和颜悦色，毫无权威的架子——八年来，我从没有见过先生发过一次脾气！
       敬文师驾鹤西归的前十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还在谈学问，谈民俗学著作的出版，谈上课。我起立辞别的时候，他仍与以前一样，说个不停。钟宜大姐和护士只好打断他。他靠在那里，望着我离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别竟是永诀。直至今日，我还总觉得敬文师还在我们身边，当我面对我的学生时，敬文师就在那里，看我是否能像他那样，为学生耗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