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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格森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最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之一。早在1919年，张东荪先生翻译的柏格森代表作《创化论》(Evolution Creatriee)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之前，已有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介绍过这位法国思想大师。此后，柏氏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物质与记忆》、《形而上学导言》、《心力》、《时间与自由意志》等陆续问世。二十世纪最后一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又推出了柏格森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至此，柏格森的思想体系，经过绵延近亍个世纪之久的翻译、介绍，最终以基本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应该说，这一完结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完结本身就是某种价值，二是它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中国几代学人的血汗与希望。
       作为一本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专著，《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所探究的对象，自不待言。但，柏格森对道德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研讨，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考察与描述，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阐释与分析。所谓“来源”，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不是时间序列中的发生过程，而是哲学上的内在根据，是存在上的表现类型。
       柏格森认为，社会是人的共同体。它指定人的日常生活程序。显然，社会并不否定人的自由，但自由以遵守道德为前提。消极地说，这种道德就是“义务”。“义务”的本质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易言之，就是维护社会的自然秩序。“义务”具有强制性，表示社会对人的行为的必要压力。恪守“义务”，是道德的；反之，则是社会必须否定的，因为，如若任何人都自行其是，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对规则和义务的服从，就不可能享受家庭生活，不可能从事某项职业，不可能参与日常生活的无数操心，不可能到商店买东西，不可能外出闲逛，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第11页)规则本质上是先验的，它独立于经验又作用于经验。人生活中存在无数选择，每时每刻都要作出选择，只要这一选择涉及社会的要求和规则，就必须以“义务”牵引。义务感的引领使人们的行为选择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构成与社会共同体的各种需要相适应的机制，“义务”是一种非人格的“绝对命令”，它的权威性源于社会存在的原始的和永恒的要求。“义务”是自然设计出来的用以维护社会存在、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工具，除非个人自由与这一目的相一致，否则，没有任何地盘可言。
       柏格森的“社会”概念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个人 之于社会，犹如细胞之于有机体。因此，社会的压力 是自然的、自发的、内在的、必须的，这与凭借暴力、 话语霸权对人性和个人自由进行压迫，完全不是一 回事。
       道德的另一种类型是“抱负”。它体现在杰出人物身上，是积极的、向上的、创造性的，是生命冲动昂扬的神圣精神。与习惯性地遵守戒律、禁令、规则——概言之，即履行“义务”——不同，“抱负”体现为博大的胸怀与崇高的德性，它用献身、仁爱、忠诚、平等、正义、坚忍等庄严价值去启迪人、感召人，去提升人的境界，从而让人进入精神的圣域，凸现人类本体论乃至宇宙本体论的超越性终极关怀。
       柏格森认为，作为“义务”的道德是起码的、团体的、静态的，而作为“抱负”的道德则是最高的、人类的、动态的。两者存在差异，然而却相互联系，都是生命创化的必要形式，都内在于“生命冲力”，都是“生命冲力”的显现。
       十九世纪是理性主义独占鳌头的时代，但柏格森却高举非理性主义的大旗，高扬直觉，以生命哲学家著称于世。柏格森指出，理性是有限制的，它只能在机械性的惰性物质世界中发生作用。理性的霸权不啻于理性的僭妄，理性不足以把握生命存在，以僵化的形式来模仿、歪曲世界是理性自不量力的表现。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柏格森强调宗教的巨大功能：宗教所阐扬的信仰灵魂不朽、来世、再生的观念，和禁忌、戒律的手段，有助于克服、消解日常生活经验中因理性(或理智)煽动起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因理性表现出来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因理性计算出来的畏葸不前的胆怯和脆弱，从而有助于维护群体的团结，有助于张扬人类的意志，有助于激励人的超越精神。概言之，宗教精神可以化解理性的腐蚀，让人类在整体进化中充满活力。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代表不同的学说，各有其深邃的智慧，难判高下。非理性主义在二十世纪崛起，有其形而上的资源，有其取向的理由，也有其时代的、文化的背景。过去我们对非理性主义予以教条化的全盘否定，似乎非理性主义鼓吹的无非是情绪的宣泄，是病态的狂热，是随心所欲的盲目冲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这本书——当然远不止这本书——可以消除我们的误解，可以让我们恍然大悟，虽然并不就能够让我们在哲学上把握非理性主义。 柏格森说：“我们视为人与人之间一种约束的义务， 首先约束的就是我们自己。”(第7页)“博爱才是本 质性的东西。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说，民主是一种福 音，它的动力是爱。”(第247页)如此等等充满人道 情怀和文化良知的理念，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 源》中比比皆是，而它却出自一位非理性大师之口。 那么非理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是需要我们重新研 究，重新评价吗?仅就本书而言，柏格森阐释的“静 态宗教”与“动态宗教”、“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 洞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法]亨利·柏格森著，王作虹、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