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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信仰失落”早已从国人的一种惊叹变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慨叹，但却很少有人间一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这一问也许要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怪论。人们立即会举出一大堆仁人志士的例子来反驳我。但我说的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那种时过境迁就会出现问题的一时的信念。例如，我们不妨假设屈原像彭祖那样活到八百岁，经历了朝朝代代的更替，“光复楚国”早巳失去了意义。儒家要以三纲五常的模式“为万世开太平”，在取消君主制及发生“家庭革命”的现代也只能是“如丧考妣”。至于有人要从中“抽象”出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来给当代人继承，这也只不过是在还存在有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有效(甚至并不是普通有效，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我们多年来狠批“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正说明我们固执地不愿相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或者我们只愿意把某种具体经验的东西冒充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信仰的不可靠是当然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可靠的信仰恰好是最容易的。儒家历来假定，人皆有“四端”，“我欲仁，斯仁至矣”；佛家顿悟说讲“一念成佛”，每个人只消问问自己的良心或“本心”，就能决定自己信什么。但这些独断的假定并没有什么根据。人其实并无现成的、先天的“本心”，一切“本心”都是经验性地形成起来，在自己的自由自决中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克尔凯郭尔在其《恐惧与颤栗》中说：“信仰的确曾是毕生任务，因为信仰的本领不曾被认为是三天两日之功。”他以《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为例。亚伯拉罕笃信上帝。上帝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杀了来献祭。凭借“四端”或日常的伦理观念，他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不义的，他的亲子之爱也在时刻阻拦他的行动。然而“相信上帝”毕竟战胜了“相信自己”。就在他的刀尖刺向以撒心口的一刹那，上帝用一头公羊替换了以撒。这件事“证明”，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对的”，上 帝并没有叫他去犯罪，这只是对他的信仰的一场“考 验”。
       但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克尔凯郭尔没有停留于 通常的表层理解，而是深入到亚伯拉罕尖锐的内心 矛盾中。首先，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是一场“考验”。 他是真的准备忍受内心巨大的痛苦去犯罪，他在他 自己眼中毫无疑问是一个凶残的谋杀犯。这件事在 那个圆满的结局到来之前纯粹是一个恐怖事件。亚 伯拉罕的悖论就在于：不经历这场恐怖，他就不能证 实自己的真信仰，不弃绝这个感性的人生，他就不能 获得更高的神性的生存。如果他当时把刀尖刺人自 己的心脏而不是以撒的，他会演出一场留芳百世的 悲剧，而不是留下一个阴郁恐怖的形象。但那就不能 使大众提高到真正的信仰，而永远只能陷于“美学 的”世俗生活。
       进一步说，问题的悖谬性还在于：他是以真信仰 来克服自己世俗的道德情感的，但如果他完全“相 信”自己的真信仰，他就用不着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 的方式来证实自己，而可以既保有真信仰，又不违背 世俗的伦理道德。然而那样一来，他的信仰就永远不 能和世俗道德区别开来，其真实性和永恒性就永远 无法证实。可见，即使是真信仰，也不是什么“最初一 念之本心”，而是要在行动中，在最极端的行动中，甚 至在犯罪中来证实自身。这的确是一场考验，但并不 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而是亚伯拉罕自己对自 己的考验。换言之，真信仰并不是时时返回“本心”， 相反，它恰好是对自己的信仰之本心的怀疑和考验 (或“拷问”)。真信仰是以恐怖为前提的，它表现为 “恐惧与颤栗”，表现为冒着万劫不复的危险去行动。 真信仰是自我否定、自我拷问、自我验证的信仰，真 正的信，首先就是不信，即不相信自己的相信。所以 有真信仰的人永远不会信誓旦旦地说“我信!”勿宁 说，他在信仰的问题上恰好是沉默的、失语的，因为 真信仰是一个过程，一个苦难的历程。有真信仰的人 并不自以为信，而会沉思默祷：“上帝，请赐给我信!”
       (《恐惧与战栗》，[丹麦]克尔凯郭尔著，刘继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