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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思想随笔在文学界、思想界出现了让人振奋的新局面，这种以新颖犀利的思想为内核，以优美活泼的文采为传播外衣的文体在以推演整体理念为特征的八十年代是非常少见的。随笔作家也都是九十年代出道的新人，他们承认自己作品的理念无非是在言说常识、言说八十年代的观念和精神，而他们对常识的独特言说方式、独特体验方式，是他们在最近几年崛起于文学、思想界的真正原因。
       中文系出身，洋溢着才气豪情是他们为受众青睐的重要原因。然而一概认为他们只是以文采来赢得喝彩，那也有失公允。他们有自己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有关于人道、自由和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探索。在这些随笔作家中，摩罗最富有生命的激情。
       看过摩罗新著《因幸福而哭泣》后，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这一判断。尽管像他以前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一样，书中同样表达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对我们民族每个个体巨大的关爱、悲悯和尊重，但在本书中，无论是对人物、故事、文章、书的评述，还是对某一地方、某一历史现象的感慨，都是那么的独特和真实，不是在为说理而说理，而是情理相融。这里有激越、有沉醉、有软弱、有无奈，这里有仁慈、有善良、有赞美、有祈盼，一切情感都是那么强烈、那么撼人心魄，这是真正来自深层的生命激情，这是真正经过炼狱考验的对理想的执著。也许，在最后的较量中，真正成就一个作家的东西是他的个性和经历。摩罗的出身、经历、个性和他滴着血和泪的文字成就了他。
       摩罗是思想随笔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自我更新、自我否定、不断创造和蜕变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都有所超越和转变。本书无论是思想主题还是文风文笔，与《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是摩罗不断探索和思考的结果。相比起以前作品中的言说常识和言说八十年代话语，今天是否有更值得言说更有创造力的新思想新话语？这是摩罗思考的理论问题。
       面对现代人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人文知识分子足以支撑和维系自己的立场、理念甚至日常举止的精神资源和出路又在那里呢？这是摩罗一直在追问的信仰问题。
       如何使自由、平等、博爱、信仰等美好理念生根发芽；一味的反叛传统、批判、颠覆、控诉、冷嘲热讽是否就能解决问题？难道八十年代的破坏和叛逆传统就不值得反思吗？这是摩罗需要探索的方法论问题。这个因言说八十年代话语而在九十年代大为走红的思想者，开始了对给他带来荣誉的东西的反省。
       在本书中，摩罗似乎为他的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于五四和八十年代的独特性，为当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精神出路，也为他自己的困惑和追寻找到了答案。他说：相比五四一代，我觉的我们能提出来的新东西就是信仰。他后记中写道：“我不断地言说爱、宽容、信仰、和平，言说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等等，我希望用这些光明的东西构成一个氛围，好让我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里得到喘息，好让一些温馨的东西在我心中慢慢滋长和发育。”是的，摩罗的答案就是爱和信仰。爱可以使我们的内心重见光明和希望，爱可以使黑暗消退，爱可以化解仇恨，感化罪人。我们需要学习爱、体验爱直至永远。
       摩罗写道：“无论他（上帝）看到多少丑恶，无论他看到多少黑暗，他都不会只作简单的反应，因为他知道，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那里面有我，有自己，有我们人性的缺陷和不幸。甚至可以说，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从人性内部生长出来的，它们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苦难的一部分。一个人爱世界，爱人类，爱人，就意味着必定会对人类精神内部的黑暗投之以广博的悲悯，施之以温暖的抚慰。”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与黑暗斗争的理智总结、基于对人性根本的考虑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终于使那个咀嚼耻辱的摩罗蜕变为言说光明、呼吁爱和信仰，祈盼和平和拯救的新摩罗。
       其实摩罗的新思想在他的《自由的歌谣》一书中已有所萌芽，他在《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这篇文章里写到鲁迅的境界局限和他人的超越时指出：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甘地与托尔斯泰等“不以恶抗恶的思想、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都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的思想”。释迦牟尼、耶稣也是富于牺牲精神、矢志要将人类从苦难中救出的伟人，他们是用内心光明、耐心行动、勇敢牺牲担当人类苦难的英雄是超出了鲁迅境界的“耶稣”。事实上，当叛逆者们终于发现自己竟然用与黑暗传统共同的逻辑去反抗黑暗时，震惊之余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以血还血，血会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仍然是暴力。只有打破这种历史的循环，走出一条新路，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志向和憧憬。
       摩罗对非暴力和平运动的领袖们充满了无比的敬仰和慕颂。对于这些人类精神上的导师，摩罗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因言说而产生的快感、希望和兴奋：“当我们用爱的态度、用悲悯态度凝望我们不幸的民族、不幸的民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隐隐约约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爱的信奉、对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信奉”。从鲁迅到耶稣，从批判到怜爱，这绝不是倒退，相反，它昭示了这一代人将更加理性，更具超越的信心。
       摩罗说：“我们要把信仰从遮蔽之中打捞出来，把它提供给中国文化界，也提供给中国历史。”他还说：“这个民族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我们确实需要将爱的血液注入它的苍老的肌体之中。”我们惟有从自己做起，从破坏者成为一个建设者，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获得新生。
       （《因幸福而哭泣》，摩罗著，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２１．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