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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所著《西方哲学简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把哲学史看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而是把哲学史看成解决人类终极问题的发展史。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事实上，西方哲学史充满了二元对立的范畴，用任何一对或几对范畴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都难免失之偏颇，我接受了前辈对哲学史这样一些看法：哲学从来都不是死记硬背的学问，更不是僵化的教条，哲学史不提供现成的真理，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们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理解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首先理解他的问题，本书选择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的提出、转变和持续，围绕这些而展开的争论和所达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这本哲学史的线索”。
       对于赵敦华教授来说，他这样写可谓是“修辞立其诚”，但对于哲学学园里的学子来说，他这样写却有着“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尽管“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模式不失为一种写法，尽管赵敦华教授“解决终极问题”的模式也不是最后的写法，但稍具哲学背景的人早已感觉到，西方贤哲的气象并不是某个阵营里唇枪舌剑的斗士，他们只是一些在智力上天资俊秀、在人格上特立独行、在性情上“不失赤子之心”的思想者，他们的一生不过是感受到一些切己的问题，然后知难而上地追问这些问题的所以然，最后写下朴素无华的答案罢了。所以，赵敦华教授这套哲学史的应运而生也是事有必至、理所当然的事，对于等待已久的哲学园里的学子来说，这套教材即使不作太多的宣传想必也会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吧。
       然而我们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哲学这朵奇葩难道就这样封闭在一个小四合院里，最终落个“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结局？思维的花朵难道就不能走向民间，让它变得“春色满园关不住”？当然可能，而且理应如此。哲学家们本来就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而是胸怀日月、心系苍生的巨擘；哲学的研究和创新也许是少数思想精英的事，而对哲学的了解和涉猎恐怕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公共课了。因此，如果这套哲学史应该作一些宣传和介绍的话，其对象就不仅只是哲学门内的寥寥学子，更应该涵盖哲学门外“不得其门而入”的芸芸大众。而要获得这些芸芸大众的心，就必须首先解开他们的一个普遍的心结：学哲学有什么用？
       人类是注定要追问“有用与否”的，有用才有意义，有意义才值得去做。有人认为哲学是“无用之用”，是“无用之中之大用”。冯友兰先生就曾说过：“哲学不提供具体知识，它只提高人的境界。”这样的解释应该说很深邃，也很辩证，但不免有些玄奥。其实，何止是哲学，什么东西不是有用和无用的统一；何止是哲学，什么学问不能升华人的境界。因此，我们不妨明明白白地说，哲学有用，而且有大用，不是“无用之中有大用”，而是“有用之中大有用”，它的用处就是回答人生的终极问题，阐明人生的大道理。赵敦华教授在对希腊哲学的精神进行总结时就这样写道：“当希腊哲学家说明哲学的非实用性时，他们否定的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官能享受方面的实用性，他们既不否认哲学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实用性，也不否认哲学对于公众物质生活的功利性。”
       人要生活下去，人类要延续下去，当人们站在这个大前提上正视人生时，会发现人生的问题在空间上层出不穷、在时间上接踵而至。人们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而在这些纷纷扰扰的问题中，终极问题的解决则留给了哲学。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困扰于人生的初级问题——生存，因为有的人一生很富裕；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困扰于人生的高级问题——发展，因为有的人一生很平庸；但一定是所有的人都会困扰于人生的终极问题——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等等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晚而已。当我们观察世人时，会发现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内倾、沉静、敏感、多思，这种天赋的品性使他们很早就意识到终极问题的存在，从而提前踏上寻求答案的心路。他们有些落落寡合甚至郁郁寡欢，他们并非有什么心理障碍，他们只是发现别人的话语中没有拨动自己心弦的东西，不能给他们带来点破迷津的愉悦和清爽；他们又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逢场作戏、无穷无尽地言不由衷；于是，他们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着得“道”的高人。
       然而“茫茫人海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无缘邂逅一两个“心灵深处的益友良师”。他们可能不乏至爱亲朋，不缺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幸福感并不充分。造化就是这个样子，谁让他们是心灵的天之骄子呢？
        然而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不同的时空中走过人间的哲学大师们留下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哲学史。每当那些寻找精神导师的人们打开一部哲学史的时候，就跨越了时空的阻隔，通过一系列精辟的概念、深刻的命题、雄辩的推理和人类中最睿智的人默契神交。哲学的学习绝不只是欢迎理性的早慧者，它就像一所不设围墙的公园，人，是进入这所公园惟一的通行证。如果说早慧者因为意识到终极问题的存在而学习哲学，那么，普通人也会因为学习哲学而意识到终极问题的存在，从而使得他们的心性虽然没有早慧，但也不至过于晚成；使得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虽然免不了浅薄和荒唐，但不至在中年和老年时过于愚钝和悲哀。正如赵敦华教授所说：“哲学史展现的就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虽然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的结论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没有一种直到现在还被普遍认可的哲学真理，但是，哲学家们为解决这哲学问题而提出的论辩证明至今仍给人以启发，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学习哲学史就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式，启迪批判性思维的试验过程。”
       哲学提供了回答终极问题的各式各样的答案，而组成这些答案的形式就是一些最具洞察力、最具概括力、最具解释力的概念、命题和推理。借助这些伟大的概念、命题和推理，如果我们对终极问题懵然无知，它们则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我们对终极问题雾里看花、莫名其妙，它们则帮助我们清晰地把握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对终极问题头绪纷然、杂乱无章，它们则帮助我们把这些问题条分缕析；如果我们对终极问题停滞不前、无法深入，它们则帮助我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这些概念、命题和推理能够充分掌握、深刻体验、仔细揣摩、长期涵养的人才有可能作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们的认识和他们的生活不“隔”了、打“通”了，他们的思维和他们的存在就会由对立走向统一。世人喜欢把这种高度的觉解比作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比喻似乎有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其实，不妨借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凭助哲学而高瞻远瞩的人就像告别了昏暗的洞穴，而开始了真正的人生。他们不再演戏，不再梦幻，不再执迷于空花泡影，不再诱惑于泡沫烟云；他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日益远离浮华、而接近永恒；他们的生命经过哲学的点染，终于发生灵魂的转向，而走上了安身立命的正轨大道。正因如此，赵敦华教授才在叙述“柏拉图哲学”时不惜笔墨，声情并茂的阐发其伟大的“洞穴”比喻。
       如果说哲学的第一个用处是获得较高的认识水平的话，哲学的第二个用处就是培养较高的人格境界。前者可谓“教”，是“才”的训练，是理性的完善；后者可谓“养”，是“德”的熏染，是情感的升华。如果说真、善、美是全部优秀品格的概括的话，那么，前者的“真”加上后者的“善”才有最高的“美”。到底什么是道德呢？最容易接受的解释就是，道德追根溯源，不过是为了保护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和需要，它就是千钧分量的两个大字——生命。初涉人生、不谙世事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生命的蓬勃发展、生生不息，而目光如炬的哲人们则早已了悟到生命的方生方死、逝者如斯。正因为生命改变不了由盛而衰的曲线，所以，生命从本质上不是一棵不老的青松、而是一株脆弱的芦苇。贤哲们为了不使这株脆弱的芦苇过早地枯萎凋零，他们一方面鼓舞着人们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一方面又劝告着人们节制欲望、返朴归真。于是，自强和节制构成托起生命的两个颠扑不破的支点。因为自强，所以产生出勇敢、坚韧、顽强、勤奋、吃苦、慷慨、豪迈、执着、果断、干练、创造等美德；因为节制，所以产生谨慎、谦逊、诚实、温良、廉洁、忠诚、团结、忍让、宽容、文静、淳朴等美德。第一序列的德目用来打破人的外在枷锁，可谓“一腔剑气”，第二序列的德目用来抗衡人的内在贪欲，可谓“一片箫心”，它们共同构成了博大而深沉的道德体系。千百年来，就是哲人们煞费苦心地构建起来的道德体系，才保护着芦苇地里脆弱的人类绵绵延续、生生不息。每当处于一个功利滔滔、红尘滚滚的时代时，人们总会有一种躲避、重估、颠覆、打倒这些劝世良言的冲动，然而到后来总是很快就发现难乎为继。人性是多么无奈啊，绚烂之后还是希望平淡，喧嚣之后还是渴求宁静，奢华之后还是习惯朴素，世故之后还是羡慕单纯，竞争之后还是向往交融。也许此时此刻，正是一个我们灵犀萌动、走进哲学的契机。别担心哲学家们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们的立言不是假借仁义、谋取稻粱，而是大无畏地探索真理、追求至善，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欺骗；他们的立论不是一管、一斑、一隅的小聪明、小灵感、小机关，而是大音希声、大智若愚的大道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肤浅；他们不是某一阶层的代言者，而是所有众生的守夜人，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偏狭；他们不是述而不作的传承者，而是卓尔不群的开山人，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雷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知行合一的笃行者，所以我们感觉不到虚饰。尽管我们常常是怯懦、卑微、粗糙、藐小的大多数，但这些哲人的存在使我们不再怀疑人世间还有一些伟大的心灵。诚然，理性的培育很艰难，人格的提升很漫长，但我们最终收获的却是生命的饱满和充盈。为了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哲学的入口处犹豫徘徊呢？赵敦华教授积半生功力写就的这部严谨的哲学史，恰恰给我们推开了这个入口的大门，使我们得以和这些伟大的心灵进行一次言简意赅的对话。
       冯友兰先生曾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自序中这样写道：“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这种深入浅出的境界恐怕也是赵敦华教授所致力追求的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哲学史不但有益于哲学园中的爱智者，还大有益于中国所有的读书人。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