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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书谭]关于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几本书
作者:潘小松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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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侵犯你,你让我亵渎你。
       你让我识破你,你让我麻烦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W·布利特等撰写的《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二章“通俗文化”开头就讲述了1994年音乐电视风靡全球的盛况。“MTV一词代表了(文化)情趣和(文化)标准的彻底灭亡;代表世界范围内通俗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根植于人类本能,性,暴力和粗俗行为从而商业化。”布教授以为二十世纪通俗文化“最有特色的方面”不是商业粗俗战胜优雅情趣,也不是“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粗俗文化对现存文艺机制的对抗;而是技术和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对“上层或精英文化概念造成威胁”。一百年前,人们认为上层文化比通俗文化高尚,“现在则很大程度上被颠倒过来了。”
       1964年,加拿大一位教文学的教书匠写了一本《理解媒介》,这本书日后掀起一场文化研究的“革命”,他的名字——麦克卢汉,一时成为媒体理论一个学说的代名词。他关于媒介的许多话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媒介使人自恋并麻木”,“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我不是‘文化批评家’,因为我根本没有兴趣给文化形态分类。我讲究形而上,对形态的生命和令人吃惊的形态程式感兴趣。”麦克卢汉认为:“电子过程”使人心理意识和社会意识回到部落时代;“人和电视机的关系很像是旧部落里那种专横教导和控制的关系。”麦克卢汉的行文风格酷肖乔伊斯,因此读者“要乐意放弃一些支配感知生活的观念,比如:清楚的逻辑和叙述的序列总是实在意义的指针,真理的对立面一定是谬误等等。”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戴安娜·克兰所著之《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一书中,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普通“民粹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生产和销售受到少数大公司的支配控制;“文化工业传播的文化产品反映了社会经济精英的价值观。”克兰则似乎更倾向于如下看法:“工业产生的文化产品所表现的价值观念经常更接近于反文化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接近于公司中的精英们的价值观念。”克兰文化研究的立场有些模糊,远不如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教授约翰·费斯克写的《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读起来淋漓畅快。该书中文版序言“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是赵斌先生写的,标题和行文开场都很能把握当下文化和文化研究的脉搏:文化不再只是高雅的精神艺术产品,还包括日常平庸的消费品,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的说法因此产生。“文化研究越来越侧重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并且“总是以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姿态出现”。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之“修正”。《理解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一本颇具代表性的修正主义文化研究著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五年里,美国学界卷入了一场“所谓大众文化”的大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大众”一词本身就是区分“美国文化”与非美国文化的关键词。区分美国文化与非美国文化的过程就是美国“现代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的作者约翰·斯道雷以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体验到了“政治和文化一致的暂时成功”。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一致是“以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和无阶级差别为基础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系列社会文化运动使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一致性”瓦解,这方面学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文化,政治和道德力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是知识界社会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这场大讨论有三个立场:1、如果大多数人有选择的机会,他们会抬举通俗文化(相对于高雅文化而言)。姑且称此派为自由主义审美观。2、通俗文化在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的是缓和作用,通俗文化使人们适应消费享受。3、激进立场,认为通俗文化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吉姆·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中将这三种立场统称为“民粹主义”理论倾向。第一种走向旨在重新调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强调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并存。虽然社会阶级差异存在,但不同文化却相互包容。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教授约翰·费斯克给这种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倾向贴了个标签叫“精英式人文主义的民主观”。这个标签源自英国学者拉克劳的“民主式民粹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和大众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差异原则被整合到体制当中,以至于阶级的或其他的冲突与抵抗,都被中和抵消。”有学者称之为“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论”。
       第二种走向:将大众文化放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中考察,强调主宰、统治者的力量。这种理论的代表是以从欧洲移民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理论家。在这派理论家眼里,“大众”是被愚弄的对象;“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强加给被压迫者的,文化工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相悖。
       第三种走向:主张重新理解并重新描述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这一派的学者也将大众文化视为权力斗争的战场,但注意观察大众抵制主宰统治的力量。这种理论探讨大众的创造力,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创造的,而不是“由文化工业从外部施加的”。大众文化来自社会底层,而不是“上方”。“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
       萨利·贝恩斯著《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华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对美国文化何去何从表示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政治和文化超级大国”,但是这并不意味文化认同有了着落。“定居在纽约的欧洲移民艺术家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创造力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学者将大众文化同希特勒德国和红色俄国的极权主义相联系。六十年代则分为新老两派。老的认为政治自由不需要大众文化,民俗文化已经过时。新一代则认为大众文化有着蓬勃的生机;“使美国艺术区别于欧洲艺术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它置于那些看起来好像很独特的美国式的传统中,但这样做就要以一种朝着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的全新方式来进行。”
       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未尝不在改变;我们自己研究文化的视角未尝不在改变。这些书可以在形成新的文化观时对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