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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这个有关人类历史的阶级断定以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连同中国史学数千年来形成的以论带史的传统，长期以来深深左右着我们的史学研究。这种研究着重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出发来寻找人类历史的规律。它确实有着高屋建瓴之势，让人们看到由过往的时空构成的一片茂盛的森林：一个个英雄人物成群结队而来（随手翻开我们有关中国史、世界通史的教材与著作，这种情况俯拾皆是）。因而，葛兆光先生痛陈中国思想史的弊端的话，对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同样适用：“我们的思想史家按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经典，经典的征引、注释与解说，精英的文字论述，则把思想史的线索连缀起来，只要被采撷在书中，经典就真的‘名垂青史’”（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在这样的史学研究中仍然看不到那样具体的“人们”。我们的“群众”，仍然是芸芸众生中的“英雄”人物的汇聚，某个特定时空中人们的音容笑貌淹没在浩瀚的史料铺陈与对英雄经典的引用之中，更遑论那些历史小人物的创造了。这个时候，我们会问：建构森林的一棵棵树木，过往时空中一个个百姓人物又在那里呢？借助Ｅ．Ｐ．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对这样的历史观和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一个很好的反思。
       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马克思致信约·魏德迈，说到，“……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我的新贡献是证明了以下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确，马克思这里没有自谦之词。对阶级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法国的历史学家，他们指出，贵族与资产阶级、工人的斗争将直接决定着欧洲的未来。但马克思的新贡献，却明确地固定化了无产（工人）阶级：它是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它因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而被抛入社会的底层并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将逐渐陷入绝对贫困化；这个被锁链彻底束缚着的阶级，最终将要砸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把解放自己与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当作同一个过程并最终解放整个社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是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东西”、“结构”、“范畴”，是一个肩负某种历史使命的集体。然而，这个已形成的阶级是怎么“形成”的？
       仅仅关注森林似乎不能找到答案。要找到那个答案，必须打破上述那个治史的传统。借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的描述，也就是说，史家不但要有深度的历史意识，也要有广泛的社会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必须要注重过去，关注不同社会的进程和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必须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其目的无外乎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探寻特定的群体如何在社会结构的运作与变迁中形成。汤普森走上了这条历史社会学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真的不那么情愿把汤普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以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对下层人民的经历充满同情，并不意味他就是左的；而失望于英国工人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就意味着他是右的。汤普森就是汤普森。
       在前言部分，汤普森首先明确地表示他对阶级有其特殊的理解：“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中译本《前言》）。为实现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汤普森重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学考察。如果说社会学考察少不了田野调查，我更乐于将汤普森对当时英国工作阶级形成时期的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的考察与研究，看作一次艰苦的“田野调查”，当然，它是在语言和文字的田野里。由此他把一个个处在混乱、动荡，富裕与贫穷相颉颃，社会群体的大分化背景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和盘托出。
       臂如，作为具有追求自由的优良传统的英国人，怎样通过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一系列事件（如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将班扬的《天路历程》和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的精神注入他们的灵魂并使之成他们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不竭的动力。
       臂如，在史料的处理上，汤普森特别强调“第一名话在被历史承认之前，必须批判地过滤一遍”（每578页）——虽然这样做的确很难。撇开史料的真伪不谈，再真实的材料，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从中获得的含议总难同于彼时彼地。那只是“普经”，历史总被后人安置新的意义——从而使得小人物的生命在阶级意识形成的背景中得以真实地再现。
       譬如，被机器大工业挤压下的传统业受到挑战，将使得工人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失去有力的地位。因而在十九世纪前后，工人反对机器工业化成为斗争的中心，在斗争过程中，工人反对机器工业化成为斗争的中心，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形成，“剪绒工声称几乎100%地组织起来”（第617页）
       再譬如，关于十九世纪前后工人队员级的生活水平问题，从马克恩、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到哈蒙德夫妇，都将工人阶级形成，从而形成他们从经济史角度对工人阶级开成时期看成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并被甩入深渊的时代，从而形成他们从经济史角度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非观”理解；同时也有些乐观派的理解，如尤尔牧师在1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认为工人的实际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随工业革命深化而降低。汤普森则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难、饥寒交迫的手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淹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工匠、农业工人、织工、剪绒工等群体）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贫困的深渊。
       事实上，正是通过这样艰苦的“田野调查”，却将一个宏阔的命题凹现了来：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工人阶级的近代拆求，事实上蕴含着一种建立在普遍人性之上的、整个人类共同遭遇的命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接近人类美好终极。它在以前的“大同世界”、“理想国”、乌托邦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描述与启示——那是一种理想，一种人类亘古以来就在反复寻找、努办追求的生存状态，一种使人性得到最大限度张扬的社会现实。这个命题带给我们的反思也是沉重的：人类是否具有表明自己是理性代表与道务代表的终极能力？当然这样的反思已经溢也了史学的领域。
       工人阶级的形成同时也是现代意义上市民的形成，工人阶级意识的群体塑造，也正是市民意识的构造。因而可以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工业背景，正是农村人口大量变成城市人口，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化的重要支撑。当代正为现代化裹挟而剧烈变迁的中国，的确需要从另一层意义、另一种理念来看待人民的命运。阶级及其斗争似科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但群体的某种意识与意志一次次地侵入人们的私域，有血有肉的个体被虚无化，并放扬到无边的群体上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性事态的“现代化”的语义有了畸形的膨胀：当代中国，不仅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滋生着工业化规模的官僚群体，而且现代化通常是在掩盖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失败的语境下蔓延的；不仅现代化进程与某种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而且使社会环境的污染程度大大超过了自然环境污染的程度。由是，公平、正义、平等、契约价值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语汇总跟我们沾不上边。这个时候，我们的史学研究似乎应多一点这种自下而丰的“田野“工作，关注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如农民、下岗工作）们的日常伦理、生活故事、悲欢离合……。当然，历史学少不了宏观的视野，但任何宏观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微观历只研究做支撑，其命题恐怕终不免流于空洞与粗疏。因此倒真需要一点胡适老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从这个意义说，今天在社会学领域大量出现的有关乡土中国的系列调查（涉及人口、地理、仪式、习俗等等），都可以说是很好的历史文本，它把今日中国这一大球境下的百性生态留给后人去咀嚼。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像那些大而无当的研究，使后人觉得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毫无个人的灵性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