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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沉钟译丛》第一辑五种（广州日报大洋图书编译室策划）。西方学术名著的译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努力去做，做得更多更好。为此，我们约请译丛的部分编委及专家、读者做了如下笔谈。了解西方的学术和思想，当然不是以其是非为是非：言者鹦鹉学舌，行者全盘照搬，而是为了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更新。为此，需要我们向外、向内作更广泛的了解，更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借鉴的借鉴，应该批判的批判，以形成今天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组织评介《沉钟译丛》的目的即在于此。编者
       陈乐民（学者，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沉钟译丛》编委）：
       我在退休以前还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对一些青年人说，作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要多读书，特别是读经典的书，中国的、外国的经典都要读。有人习惯于拿笔就写，只写不读，甚不可取。我主张七分读书三分写。这是作研究工作的“基础的基础”；不是“学了就要用”，那是“近视眼”；因为读书事关一个人的学养根底。对于一个研究国外问题的人，系统地读与近代文明有关的名著，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近代文明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就深深地蕴藏在这些名著当中。我所谓的名著，特别指的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经过历史筛选而“立得住”的书；这类书常读常新，为开启和深化理智所必需。我这种意见，有些青年人不大理解，更不大赞同。他们说，一是“远水不解近渴”，写今天的事用不上；再者，这些书已经“过时”了，不属当今“主流”思潮，现在已是“后”工业化时代，去看那些属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东西，岂不枉费力气！这类见解，我只能漫称之为“读书的虚无主义”。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我这套“老生常谈”。我并不反对看人们号之为“顶尖”的、“前沿”的思想家和“后现代的大师”们的书，但是更要读他们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才能增长辨别的能力，脚跟才立得稳当厚实。有的青年人居然被我说动，也想啃一啃那些“不入主流”的东西了。
       几个月前，广州林贤治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编一套“丛书”，专门译介从古希腊起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典之作，尤重欧洲启蒙时期以来的名著；“丛书”的名字叫“沉钟”。这正好先得我心，马上举双手赞成，同时向他推荐了伏尔泰的《论宽容》，并且约请了法语译界名家、北京大学的蔡鸿滨先生译成中文。
       工作进行得实在十分顺利，“丛书”的第一辑已经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几种书都是结结实实的。我首先翻了翻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的《自由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阿克顿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原因大多是由于他关于“权力”和“腐败”之间的关系的有名论述，至于整本的著作，译介的还不多。这本书把“自由”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很普遍的概念，从古代史、宗教史一直讲到近代英美传统的形成。因为是十篇系列演讲的结集，所以行文十分活络，比较通俗而又实在。前一阵子，讨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汗牛充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一读这本书，定会有更深层的体悟。另外几种也都是好书，凡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均可一读。第一辑里有一本我还要提一提，就是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书信集》。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已蜚声世界。这本书经已故董乐山先生译为中文，堪称名著名译。现在《丛书》选译了这位作家生前的书信，结为一厚册，把奥威尔的精神世界和他的先见之明，更加鲜活生动地展示出来了。我认为，多出些这样的书，应该说是读书界的幸事。
       据预告，第二辑数种正在积极地运作中，其中包括我上面提到的《论宽容》。
       我个人以为，译介这类名著，有三点十分重要。第一，当然是译文的质量，严又陵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为首要，马虎不得。第二，装帧要考究，大气厚重。第三，技术编辑要合乎规范。第一辑总体上说很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然而大纯小疵，还有需改进之处。例如尚有比较明显的错讹字；原著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等应在版权页或其他适当处印出；最好附有“索引”、中外文名词对照表以及作者生平简介等附录，以便于读者参考和检索；有些典故的注释也不可缺。《译丛》第二辑出版时，可望更臻完善。
       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沉钟译丛》编委）：
       近些年来，大概是由于感到单独的某一部书尚不足以给人展现有关某种思潮历史的全貌，所以各种丛书已陆续出版了若干套。《沉钟译丛》，我看了其中的三种，即费希特《论法国革命》、阿克顿《自由的历史》和拉斯基《思想的阐释》。
       费希特是继康德之后、领先于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之一。国内读者一般均已熟知康德、黑格尔的名字，而对于其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却不甚了解。其实，那是一个伟大的学派，费希特则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尤其是，费希特恰逢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大军横扫德国的年代，他那份热情洋溢的《告德意志人民书》，不知激起了多少德国青年踊跃投身于“解放战争”的热情。中国读者之理解法国大革命，大抵只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少数代表作品。如果能同时参看一下同时代德国启蒙运动和当时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作品，当会对法国革命的深厚思想底蕴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志学先生是精研费希特的专家，他们译的这部费希特《论法国革命》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法国革命，也可能使人更好地理解革命一般。真正的理解是需要好学深思的，非徒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仅凭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就可以大言欺世的。
       本译丛的另外两部，即阿克顿的《自由的历史》和拉斯基的《思想的阐释》也同样值得读者咀嚼。阿克顿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史学大师，尽管著作不多，蜚声世界史林的《剑桥史》丛书就是他和柏里主编的。而中国读者所知道他的，大概也仅限于他那句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地腐蚀人”而已。其实阿氏对自由别有自己精辟的义谛，与众不同，具见本书。拉斯基是二十世纪英国政治理论界的权威，解放前拉斯基这个名字在我国学术界是流传颇广的，有些学人曾颇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的及门弟子。我这一辈人作学生时，政治学概论这门课必读的参考书之一就是他当时的新著《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期终还必须交一篇读此书的报告。虽然拉氏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也和马克思的不同，但他思想的渊源曾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却是了无疑义的。本来，任何纯粹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是古今中外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以正统“真儒”自命的人，骂别人是“伪儒”、“俗儒”，自己是否就是真儒？西方历史上那么多教派，互相咒骂别人是“敌基督者”，是否自己就是真基督徒呢？其实，这些无非都是为自己争“正统”、争“道统”的封建陋习，说穿了，无非是在争自己的垄断特权。我们对历史上各派学说似乎也应采取一种更为博大宽容的看法，不可局守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故步自封。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影响就要比我们习惯上所认可的，更为广阔而又深远得多。这里所介绍的拉斯基，乃至当今西方史学界风靡一时的年鉴学派都是显著的例子。
       以上各书均系精选的名家名著，观点尽管各不相同，然而都是好学深思之士虚心涵泳探索多年的成果，这对我们当今学术市场飞扬浮躁、目中无人、空手炒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庸俗学风，不失为一很好的针砭。《沉钟译丛》已为当前学术界做出了很好的范例，谨祝它继续努力，为我国学术界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殷叙彝（历史学家，翻译家，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沉钟译丛》编委）：
       我国无论是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译书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解放以后，很大一部分翻译出版工作是有计划进行的。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功不可没。只要站在装满马恩列斯几大全集和汉译名著的书柜前，就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书培养了多少人材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另一类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虽然也组织翻译了，但不公开发行，例如，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主要著作，商务在“文革”前几乎都已翻译出版，但是“内部发行”。我在六十年代从事西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当时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从伯恩施坦、考茨基直到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内部发行，称为“灰皮书”。“文革”以后，在乔木同志的关心下，人民出版社和另一些出版社也组织翻译了一批当代各国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称为“黄皮书”。这些书印数不多，但真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是都能看到的，即使公开发行，印数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因为看的人反正都是那些人。但是，从推动我国的理论研究工作来说，这批书起了很大作用。有比较才有鉴别，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很宽广的视野，广博的学识，是不可能正确地把握问题的，更不必说创造性的工作了。
       改革开放以后，内部书取消了，我们翻译和出版的书就其品种之多，范围之广来说都是空前的，然而还远远跟不上需要，仅凭几个大出版社也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现在从事出版翻译著作的出版社也多了，这是很可喜的。
       根据几十年来的经验和体会，我认为我们从事翻译和出版应当有“两不”精神，一是不拘一格，一是不怕冷门。
       所谓不拘一格，是指各种流派的代表作都要出，至于内容如何，出版社当然可以通过“前言”一类给读者提示和帮助，但主要应当靠读者自己去辨别、批判，这对读者也是一种锻炼。
       不怕冷门也很重要。学术研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热点，但热点不能代替一切，热点也不是孤立的，研究热点时其他方面也要照顾到；何况热点也是要变的，今天的热点明天会成为冷门，今天的冷门明天也有可能成为热点。这里举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著名理论家叫奥托·鲍威尔，我们也曾把他列为修正主义者，现在看来，他的有些观点也不无可取之处，但不管怎样，即使在西方，他也曾长期遭到冷落。他在二次大战前夕曾提出共产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互相取长补短融合成所谓“整体社会主义”。当时并未起多大影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西方有些学者发现他的这一观点颇有现实意义，于是把他当作“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他的著作也随之热了起来，当然过了几年又冷了下来，可是前几年英国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大家又想起他来了，一谈到第三条道路都要提到他，但究竟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内容，和目前人们说的有什么异同，恐怕对此说得出来的人不多，可见还是需要研究这样的人的。
       出版社要满足各种读者的不同需要，因此必须不拘一格，不怕冷门，出后现代的书时不要忘记现代，也不要忘记近代和古代。
       我想目前出版社发愁的主要不是没有好书可译可出，而是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在这种情况下，译文质量下降是难免的，前几年就出过把孟（夫）子译成“孟修斯”这样的笑话。其实，这里既有水平问题，也有态度问题。在五十年代，《翻译通报》对译文质量常常提出批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小说，著名翻译家韦丛芜从苏联出的苏联小说英文版译出的书，都曾受到过尖锐的批评，现在能这样吗？六十年代初，我所在的中央编译局把一本由青年人分头翻译，个别同志定稿的《巴黎公社人物传》送到人民出版社，陈原先生在审稿时发现译文有不少问题，立刻毫不客气地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现在这样的事还有吗？
       《沉钟译丛》的出版，方向明确，选题严谨，不赶“热点”，而且是讲究译文质量的。大洋编译室如果要把这本译丛坚持编下去，可谓任重道远，希望后面出版的书在各个方面做得更好。
       王培元（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沉钟译丛》编委）：
       向国人介绍外国的思想文化，从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被列强的洋枪洋炮打得一败涂地之际，便已经开始，至今一百多年了。从器物的种种“奇巧淫技”，到制度、思想的“德先生”、“赛先生”，无一不是舶来品。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有人发现中国学界患有“失语症”，并为此愤愤不平。现在，我们已迈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华夏文化大放异彩的世纪。然而，尽管我们好不容易加入了ＷＴＯ，但是在世界思想文化界，可曾听到我们自己的刚健清新的声音——鲁迅早就期盼的“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的“自觉之声”、“伟美之声”？
       其实，“失语”由来已久，即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他还分析说，这“无声”即“哑”，是因了精神上的“聋”。因此，他是极力主张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扩大“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的。他甚至把这工作比做偷运军火，说自己便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在二十一世纪，这“窃火”的事业，如果有坚韧跋涉的人们一直做下去，将是大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福祉。
       《沉钟译丛》的出版，让我们在先驱者从天外窃得的微茫的火光中，又听见了“沉钟”的激越的音响，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
       梁志学（学者，翻译家，《沉钟译丛》编委）：
       我想着重谈谈费希特的《论法国革命》。
       现在的哲学教材在谈到哪位哲学家抽象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往往以费希特为例，这个解释是不能成立的。他在青年时期写的《索回思想自由》和《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就足以表明，他很具体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这种发挥是相当革命的。
       在《索回思想自由》里，费希特把人界定为理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存在者，它实际上也就是后来作为他的体系的最高原则的自我。他从作为自我的人推演出两种权利：一种是不可转让的，而思想自由就属于这种权利；另一种是可以转让的，例如，全体公民委托给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利。他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即思想自由是不容压制的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并且针对当时的现实喊出了君主们必须尊重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呼声。这种推演很重要，或用费希特本人的话来说，“请勿略去不读，而要细心阅读，并记在你们真纯、善良的心坎”。前几年，一位友人把他研究思想自由的论文送给我征求意见。我发现，他在论证公民为什么会有这种权利时不是到人本身去追溯，而是把宪法里保障这种权利的条文当作他寻找的根据，这就把关系弄颠倒了。
       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里，费希特从自我作出了更多的推论，因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发挥得更加具体。与政教分离的现实相对应，人在社会里发挥其能动性的领域被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天赋权利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信仰什么，怎样思考，都是自由的；支配这个领域的是道德规律，它的原则就是谁也不得妨碍谁的自由。另一个是契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相互签订契约，谁违反它，谁就得受到审判；支配这个领域的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两者领域俨然有别，后者的法律不得干预作为前者的本质的精神活动，前者的道德规律虽然也见诸后者，但不能完全决定作为后者的本质的外在行动。契约领域又被划分为两个：一个是一般契约领域，即市民社会；这种契约是规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契约。另一个是特殊契约领域，即国家；这种契约是以人民为一方和以受权管理社会的人民公仆为另一方签订的政治契约，即宪法。费希特在推演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般契约领域里的发挥时，得出了人是他自己的劳动产物的所有者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结论，从而论证了没收地主和僧侣的土地财产的革命措施的合理性；在推演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殊契约领域里的发挥时，得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论，从而论证了取消贵族特权的革命措施的合理性，并且得出了人民有权制定新宪法和废除旧宪法的结论，从而论证了政治革命的合理。而且他在谈到从前一个契约领域向后一个契约领域过渡时，很明确地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费希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他的合理思想。《沉钟译丛》出版这两篇论著的中文版，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李柏光（翻译家，法学博士）：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箴言几乎众所周知。但是，对于这一箴言的作者阿克顿勋爵，中国的读者能确切地知道其名其书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不仅如此，就是在阿克顿的母国英国，在群星闪耀的十九世纪思想殿堂里，阿克顿当时也只是一个并未吸引人们多大注意力的史学家。当阿克顿于１９０２年辞世的时候，一般的公众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晚近的学者只知道他是他所属的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的史学教授、大部头的《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而已，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学教授，他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阿克顿，１８３４年１月１０日出生于那不勒斯（今属意大利）。他策划和主持编写了卷帙浩繁的《剑桥近代史》，但在该书第一卷还未出版之前，他就过世了。他一生没有撰写过大部头的个人专著，这恐怕是他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实际上是一个多产的人，身后留下了许多论文、笔记、演讲稿、短文、书信及个人思考的记录，正是在这些文字中，后人重新发现了阿克顿。
       阿克顿的思考、治学兴趣非常广泛，他的论文也发表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杂志上。《自由的历史》一书汇集了阿克顿的十篇论文和演讲稿，其中包括被后人公认为不朽的代表作。这些文字所阐发的预言般的思想，让那些见证了各种形态的独裁和暴政、长期丧失了自由的人们感觉有如空谷足音。这些论文讨论了宗教在人们获得和保有自由的过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批判了现代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想。关于该书的内容以及它对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无需赘述，我们相信读者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会更加丰富和准确。
       作为一位关怀人类命运、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幸福的学者，阿克顿是不朽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许多著作里时常引用阿克顿的话，他被当代的许多学者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
       在《自由的历史》一书中，阿克顿论述了自由的起源、发展、成长以及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作者以大量详实而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过程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表现，以及自由得以发展的土壤——社会条件。作者以欧洲为例，阐述了宗教在自由的产生、发展、维系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也论述了民族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自由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没有任何与个体自由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自由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因此，人类理性知识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如何教育人们去追求自由，去理解自由，去获得自由。
       阿克顿在对自由的历史进行考察后认为，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作为依据。如果一个民族不尊重自己在陪审团面前所发的誓言，对不诚实的行为也不加以谴责，难道这样的心态还能与良知沾上边吗？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当然，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帮助。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在阿克顿看来，自由其实还包含许多从表面上人们看不出来的内容——它的存在依附于众多的条件。自由是众多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由无法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开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事物就是独立性、文化素养、文学、宗教、健康的公共舆论——强有力的、高质量的道德水准，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过程的训练。
       获得自由的一些特征：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自由贸易，新闻自由，有教养，对独立性的自我管理等。
       阿克顿在书中说，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自由之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当然，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与各种伪装成自由的朋友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自由取得胜利之时就会到来，并掠夺自由的果实，其表现有：权力欲、平均主义、不信仰宗教等。然而，在所有对自由最有害的观点中，政治无神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流毒最广的理论。此外，阿克顿认为下列理论家是自由的敌人：叔本华、黑格尔、孔德、傅立叶、费希特。
       于民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过往的文化名人中间，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声名远播者不乏其人，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阿克顿勋爵，就是其中之一。
       自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界说，哲学上的自由，就不同于政治学上的自由。阿克顿所谓的自由，属于后者。阿克顿说：“说到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ｙ），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承诺，即每个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将会得到保障，可以与权威和多数、流俗与舆论的影响抗衡。”（《自由的历史》，中译本第５页）他认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是个人丧失自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它导致“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上，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一方面，国家为教育、为实用科学、为贫苦无告的人或人们的精神需要所做的事情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国家却要求由它来利用人们的全部力量，以及确定人们的所有义务。个人与家庭，团体与附属国，都严重地成为供最高权力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消耗的物质。正如奴隶任凭主人支配，公民也任凭社会支配”。自由如何可能？更准确地说，自由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微妙成果，是如何生长的？不言而喻，这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课题，答案只能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自由的历史》一书，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西方文明社会争取自由的恢宏而曲折的历史进程。
       阿克顿通过对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察表明，在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中，流血虽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必然的。因为所谓不自由伪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个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和扭曲，而这一切，则是以限制者的无限权力为根据的。解构绝对主义并非只有一种选择——暴力反抗；腐败也可以起到缓解绝对主义压迫的作用，在阿克顿看来，俄罗斯的腐败就是一个例证。虽然阿克顿也认为，奴役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阶段，但也明显是有限制说的。事实上，正如阿克顿指出，雅典大政治家梭伦运用分散权力的方式，同样能够达到防止骚乱的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分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智慧内在于希腊理性主义传统之中。在以平和的方式分割权力，确保自由的神圣与庄严上，英国革命不啻一个典范。阿克顿认为，英国革命是“英吉利民族所完成的最了不起的事情。它使国家建立在契约之上，……权力受到限制、约束和监督”。但他对坚持原则，更少依赖和解和妥协的美国革命则更是赞扬有加。这里面，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是阿克顿思想精微深刻之所在。如果说，《自由的历史》不是一部启蒙意义上的通俗读物，因为它深奥；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它深刻，所以它有利于提升知识阶层的觉悟和洞察力。
       筱敏（作家，广东作协）：
       书信集是出版物中别样的一种，其特殊正在于作者写作它们的时候，是并不为发表计的，它只是亲朋之间的私语，未结领带也未上妆的倾谈，呈露的是本真的人。
       先前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以及一些散文随笔，觉得此人锋利、冷峻，凛然立着，投出两道冷兵器似的目光。堂·吉诃德挥舞长枪是回护残梦，而奥威尔执一柄短剑，是戳穿世人新崭崭的甜梦，刀法委实无情且残忍。待读过这部《奥威尔书信集》，却觉得心里和暖起来，像是绕到了冷兵器的背后，发现了大片干草和玉米，黄灿灿地散发着冬日阳光的气味。
       一个作家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比他具有什么样的天赋、获得了什么样的声誉更重要。后者是一个是否令你歆羡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是否让你认同、热爱的问题。奥威尔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自然离不开他的写作问题、出版问题、现实政治问题。他是一个介入现实的行动中的作家，这一切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首要部分。但我更关注的是那些次要的部分，比如他在沃灵顿村和朱罗岛上的二度农夫似的生活。
       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叫作沃灵顿的村子里，奥威尔租下一处农舍，写作了著名的《向卡泰罗尼亚致敬》。奔赴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历，还有亲身体验的阵营内里的种种，使作者成熟并且锐敏。他孤身站在阵营之外，披露一场屠杀，披露某些人蓄意篡改的历史，指出法西斯主义如何在反法西斯的面具下横行。他的写作遭到普遍的攻击并屡遭出版商拒绝，但一个对生活索求很少的人是自由的，他有足够的土豆可以越冬。
       写作《一九八四》的奥威尔，是租住在朱罗岛上的一所农舍里。我们在梭罗那里感受过的温暖，而在奥威尔这位早年受伊顿公学贵族式教育的学生、后来慨然赴疆场的反法西斯战士、继而几乎所有作品都闪烁着短剑寒光的格斗者那里，也同样感受到了。这在我是意外的，更是欣慰的。奥威尔在书信中写道：“值得读的任何东西几乎往往都是‘过时’的。”《奥威尔书信集》正是这样一种值得读的“过时”的读物。
       李静（作家，《北京日报》文艺部）：
       我最先读了读《奥威尔书信集》，因为我对这位作家感兴趣，而且它是好读的“书信”。“‘在美国，动物故事根本卖不动。’”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３日，奥威尔写信告诉他的文学经纪人列奥那德·摩尔，当他把小说《动物农庄》的手稿寄给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时候，人家这样给他回了信——他们把这部政治寓言小说当成“动物故事”了。于是他意识到美国公众可能不会明白这本书里讲的是什么，因为美国人对发生在欧洲尤其是苏联的事情没有感受。但是当时的欧洲人一看就明白《动物农庄》说的是什么，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怀疑《沉钟译丛》在许多公众中间也会遭遇《动物农庄》式的命运。当下中国的精神空间是如此驳杂和丰富，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精神形态都共存于此。东方的和西方的，君主时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与话语方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与它对应的受众。比如，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会对费希特的《论法国革命》如醉如痴，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子，你却很难说服他读完这本书。他宁可去啃吉尔·德勒兹的《福柯褶子》。因为这些年轻的经验主义者在自己的经验中找不到了解费希特思想的必要性，比如，有什么必要看他的这段话呢：“无论是什么国家宪法，只要它的终极目的……是在于对一切人进行奴役，使一个人得到自由，让一切人的教化都服务于一个人的目的，阻止导致大多数人自由的种种教化，它就不仅能加以修改，而且也确实必须加以修改。”他倒觉得德勒兹“物质的褶子－灵魂的褶子－巴罗克褶子”是一些有趣的关联。他喜欢这种无穷无尽、充满跳跃的横向想象力的知识思维方式。和这种横向思维、招蜂引蝶、极富扩张力的“后现代”理论文本相比，《沉钟译丛》的“前现代”文本则更像是纵深思维、目不斜视、穷根究底的，它们不但追溯着历史的根底，而且连结着人类精神价值的根底。如果说“后现代”文本展现了人获得自由之后的无限形态和无限可能，那么《沉钟译丛》的文本则以各种方式和角度探讨着自由产生的原因和自由得以长久存在的条件。前者满足着人的知识好奇心，后者则激发人们对自身的现实作出理性的评判，萌生改变的激情。而这正是时尚化的理论文本所不具有的力量。
       对国人而言，移译西著似乎向来不仅是知识行为，它还被赋予了许多沉重的使命。百年以来，一直如此。所谓“盗得天火，点亮此岸”是也。换一种说法，叫做“寻求别样的参照”。在这个网络时代，参照系越来越多以至无穷，似乎少了什么也不算少，何况少几本译著。但是当拂去这个社会结构的表层的光尘，瞥见里面绵延了五千年的机理的时候，便会深深感到：那些斑斓的后现代理论是可以和它做做游戏玩的，可毕竟是“酒肉朋友”；那些穷本溯源的思想之作才是能够带来力量和启示的“真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沉钟”不“陈”，它对中国读者而言生命久远。
       林贤治（编辑，大洋图书编译室）：
       我深感个人受惠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所以，在有条件策划和编辑图书的时候，就想到编一套类似的丛书。有一点区别是明显的，就是《沉钟译丛》偏重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介绍。就我们的实际能力而言，也不可能做到《汉译名著》一样的大而全，就算是商务版的一点补遗吧。
       经典的东西常读常新，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我们也仍需看到，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过渡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四字，无论何种人作何种理解，拿来概括目前的主客观方面的情况都是准确的。“改革”即革除旧物，“开放”即走出封闭，向“前现代”告别。这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至启蒙时代数百年间的许多思想、理论和主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有借鉴作用。我觉得，从思维到理念，我们有许多地方是不够健全的，需要加以补充，甚至需要反面的东西的撞击。然而，我们对西方的经典的介绍过于欠缺，即使仅仅从知识学方面的要求来说也是如此。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本身即意味着“开放”——必定是一个翻译大国。建国五十年来，像阿克顿、拉斯基这样在西方广有影响的人物的著作，从来就没有翻译出版过（拉斯基的著作出过“内部”版），这对于一个泱泱大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耻辱。
       《沉钟译丛》第一辑五种，经由我们的编辑和推荐得以出版，在这方面算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我是感到高兴的。希望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支持我们！希望《沉钟译丛》能顺利地出版下去，出版得更多更好！
       张穗华（《广州日报》副总编辑）：
       《广州日报》在做好本报发行的基础上，把书刊发行工作也做了起来。图书业还做得比较大，仅广州一地就有两个书城和一百多家连锁店。以个人做发行的体会来说，总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向读者推出一批又一批好书，特别是能够代表我国民族文化水平的精品。所以，我们一方面着意开辟和扩大“诗书人家”这样一个图书精品专卖店，一方面着手组织一个编译机构，策划编辑一些富于文化内涵的图书，把它们推荐给有关的出版社。销售图书的部门完全有理由参与现代文化价值的创造。编译优质图书，就跟拒绝销售黄色读物和其他伪劣读物一样，对于我们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
       图书业在总体上要力争创造利润；但是有些事情，尤其是涉及文化方面的事情，是不能完全以利润的大小来计算的。只要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提高整体民族文化素质有利，这就是最大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