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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作为一部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孤立的。围绕“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这个口号的争论成了美苏冷战开始后在知识分子之间所激发的第一场大论战。在“历史”已被宣布“终结”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论战及贝尔的这本书，会有助于把握历史的脉络和我们今天的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同时也使西方资本主义成功地进行调整，走出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对法西斯主义“鼓舞人心”的胜利，国家干预和经济部门的垄断化，因战争需要而建立起的庞大生产能力转入和平用途，这些促进了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繁荣和发展期。从战场归来的工人阶级发现自己的处境日益得到改善，西方社会似乎已“解决”了阶级冲突问题，并实现了阶级调和。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古拉格群岛”、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这一切使苏联社会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群众中的吸引力锐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命运就成了争论的焦点，一方如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布洛赫、卢卡奇同情苏联，同时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决定论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重新思考其在西方社会中的生命力；另一方则直截了当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已不适用于现在的西方社会，从而也就终结了。
       雷蒙·阿隆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在１９５５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最后一章的标题，同年，该问题成了在米兰召开的“捍卫文化自由大会”的主题。在那次大会提交的论文中，阿隆、迈克尔·波拉尼、爱德华·希尔斯、Ｃ·Ａ·Ｒ·克罗斯兰德、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在观点上达成了一致。随后，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不同，但这个核心思想在多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讨论，以至于一直延续至今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俨然成了历史的事实。
       贝尔作为一位跨学科综合型思想家，这本《意识形态的终结》（１９６０年初版）以“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为副题，内容丰富、建构性强，向我们展现了为今日美国奠定基础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变迁。本书前两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第一部分论述了各种宏观理论的模糊性，如对“大众社会”理论，对米尔斯“权力精英”理论的批判，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等等；第二部分则从微观实证社会学角度，研究了犯罪、码头工人、工联主义、工作及其不满，从而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因为主题的宽泛、模糊和冷战味，除了赞成支持之外，各种批评反驳也纷至沓来，尤其是随着六十年代中和七十年代激进主义和新左派的崛起而带来的猛烈批评。１９８８年在苏东剧变前夕，在西方社会又步入后工业社会时，贝尔饱含激情带着总结意味重读了这本书，写了长长的跋，名字就叫《重读〈意识形态度终结〉，１９８８》，并以副题纪念１９８３年去世的阿隆。这是几十年以来贝尔对各种批评予以驳斥的总结。在文章中，贝尔认为所有的批评，如是对现实的辩护、寻求专家治国代替政治争论、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是冷战的工具、已被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事件所证伪，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对有关结构变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战，而这些变化危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社会的描绘和预言，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和两极化的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有一套“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正为一个全部“管理化的世界”所代替，异化劳动在异化消费中得到遗忘和补偿，个人已被整合而成单向度的人，追求虚幻的自我满足，以至不再相信自己的异化。这种意义上的“终结”并不是意识形态中断、停止，而是在现实中实现了自身从而达到其最极端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统治越来越巧妙无形、“深入人心”，不再需要专门的辩护。法兰克福学派似乎显得过于悲观，因为各种“终结论”、“不战而胜论”本身就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心虚，异化也并不是无可救药，异化之为异化本身就表明了异化扬弃的可能性。异化的同时也生成着对异化及其扬弃可能性的自觉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持续而深刻的批判已经揭穿了资本主义这个“美丽新世界”的神话，承担起了在异化世界里知识分子的责任。贝尔为表面的文化繁荣所迷惑而拒斥“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思，但他却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劳动本身（包括所谓白领们的劳动）的异化。把青蛙放在一锅开水中，它会作拼命的一跳，但是把它放在冷水中慢慢煮，等它发现不对时，已无力再跳。我们可能就像这只青蛙一样，等到感觉危险时已太迟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垄断把危机转移到整个世界，不断生产着两极化的全球性等级结构，但是发达国家的繁荣稳定并没有消除自身的危机。统治的深入也意味着危机和反抗的深入。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会看到六七十年代蔚然而兴的新社会运动（终结的地方也有开始）并不仅是“道德激进主义”“文化（和代际）现象”，而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不满和反抗。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
       贝尔注意到，正当十九世纪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之际，第三世界正在兴起新的意识形态，如现代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些新的启示、新的认同，如贝尔所承认的要对之进行辩论是困难的，因为这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性的后果。贝尔看到了这些国家“牺牲掉现有一代人的风险”，“新权贵所进行的新剥削”，但是这仅靠西方式的民主是否能解决问题？毕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主义市民社会同步发展只存在于极少数发达国家，而在经济发展中的垄断结构、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则是一种经常性的情况。没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民主也会流于形式，反而会合法化权贵的特权和社会阶级结构。贝尔认为在这些社会里，“大众是冷漠的易于被操纵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样，没有大众的积极参与，所谓的民主又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其它国家被迫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到头来却是虚幻之路。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视野还陷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没有看到现在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划分，以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掩盖了两者实际上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与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要政治民主，而是要让大多数人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到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全面民主，包括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而且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形成全球性的民主规划。
       把特殊的说成普遍的，把虚幻的说成真实的，以道德的名义行不道德之事，在这种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指责是正确的，意识形态确实应该终结，但由此否定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则好像因噎废食，否则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成了“终结”的意识形态。民主政体、福利国家、复合经济、多元主义这些听起来很好，似乎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进入天堂。然而在这些幻象的背后却是危机重重、触目惊心。历史并没有终结，德里达在专门批驳福山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历数我们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十大祸害，如全球性的失业、公民参与权的被剥夺、全球大多数人的饥饿、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世俗的宗教，但是当尼采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时，谁能够领会他那悲愤交集的语气？上帝虽然死了，但我们这个星球上被剥削、被异化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仍在探寻拯救之路。“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贝尔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乌托邦的衰落”，我的题目是“乌托邦的复兴”，这并不是我要针锋相对，而是贝尔自己在结语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我们只能通过留意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乌托邦。不过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再也不可能是‘信仰之梯’，而只能是一把经验之梯”。把乌托邦看做脱离现实的东西是对乌托邦的最大误解，正是在这种误解中，乌托邦成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乌托邦产生于对现实的超越冲动，正是在这种不断超越中，我们不断创造新生活。这种超越冲动、这种生命激情正是人性本身。乌托邦的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
       （《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３２．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