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读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著,先生于浅学之士将东西方文化术语率尔比附颇有微词。他指出,士是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尽管有很多方面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很接近,但二者终究是不同质的。先生此语,盖深有感于学界浅鄙之风而微寓兴慨。文人向古之人寄托心中的理想,这是一回事,但学者立论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总是抱着文人的心态去理解过去的生命,就可能导致其所理解的历史是观念的而非如实的历史,这样的结果则是抹杀了古代人与现代人的差异,从而造成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的漠然。明清之际的文论家、戏曲家,中国文学史上的怪才金圣叹便往往遭受热心的学者的错爱,被一厢情愿地理解成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先驱。
金圣叹,原名金采,字若采。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戊申三月初三日降生,这一天俗传是文昌君的生日,因此他被看作是文曲星降世。他很小就补为博士弟子员,但不久即因为岁试之文怪诞不经而黜革。后来顶金人瑞名,才考中了一个秀才。清朝鼎革以后,改名喟,字圣叹。这个名字出自《论语·先进》,孔子让他的学生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表示要建立一番政治功业,唯独曾皙(点)追求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适性自由。听了几个学生的讲述,“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金圣叹用这个故事为自己取名,并非如后人所推测的他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圣人的赞叹,尽管这种解释也许更加符合后人观念中金圣叹的形象。作为一个符号,这个名字是想对世人表明,名字的所有者是一个鄙弃功名,追求逍遥的名士。当然,也是一个狂者。(朱熹注本明确指出,曾点是一个狂者。)但是,结合金圣叹的人生实践,更名的行为与其说是他内心真实的追求倒不如说是一种姿态,他需要这种故作超然的姿态来调整他由明入清后的心态。这其中隐含着一种针对权力的对抗:你不是不让我中举么?我还不屑一个功名的虚衔呢。同时由明入清的许多下层官僚,像龚自珍诗中所咏的那样,“资格未深朝代变,半为义士半为僧”。金圣叹可决不是这样。他对于异族入主中原的现实也许有过不满,而更多的则是对前明朝廷将之排斥在权力体系以外的下意识的怀恨。所以,改朝换代对于他来说不是异族的入侵,而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会。
入清以后,他曾经有过一次飞黄腾达的可能,但是因为顺治皇帝的突然去世而重新化为泡影。顺治十七年正月,他的朋友邵点从北京回来,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听到这番转述,金圣叹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向北方望空而拜,叩头谢恩。他的《春感八首》中有“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样的谀词,面对突如其来的希望,他觉得一扇通往权力的大门已经敞开,贾谊、司马相如、韩愈、苏轼这些人都是他的榜样,他甚至觉得,即使去做吕尚和诸葛亮那样的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惜,他冀望主考官能够秉承顺治的意旨,在科举正途以外破格录用他的想法因为顺治的突然去世被击得粉碎。于是他的心灵就永远成了郁结的暗室。
同那些同样仕途多蹇的士大夫不同,金圣叹没有一味地去嗟老叹卑,工愁善病,而是走上了游戏人间的道路。他很早就接触了佛道的经典,然而从那些经典当中,他并没有获得太多鲜活的思想。他的最主要的收获是从中学到一套扶乩的方法,自称在扶乩时有鬼神附身,可以替人消灾治病。他的文才足以支持他写出能够投人所好的诗句,这种伎俩甚至把钱谦益都蒙倒了。后者为他写了一篇灵异记,极力为之鼓吹。这样,金圣叹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依靠宗教骗术敛财。
金圣叹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小说和戏曲的评点上。金圣叹删改了《
水浒传》和《西厢记》,并使得他的评改本成为三百年来最通行的本子。我一直对小说或者戏曲的评点持反对态度。因为这是一种强加给读者的强迫阅读,是非由读者自由选择的额外的强权。金圣叹在政治上很不得志,就必然要把满腔的政治激情倾注到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改动和删削上。大概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权力的快感吧。他自十一岁读《水浒》,即感佩无已。他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著作,他也不惮于横加删削。不仅如此,他还弄虚作假,以假充真。他把经其大笔删削的七十回本冒充施耐庵的古本,还伪造了施耐庵的序,又把原本指称为俗本,这种敢于欺天下之人的态度,哪里是什么自由精神呢?他的那些评点的文字,很多与原作完全脱节,而纯系一个人的叨舌。既然在现实当中没有实现权力的可能,他就只好依靠耍贫嘴,编排古人的不是,来获取内心的满足了。作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电视剧以后火遍全国,金圣叹在评点的时候,也过着一个贫嘴读书人的幸福生活。他和张大民一样,都是被权力场驱逐的分子,他们所渴求的,不是对权力场的消解,不是通过对自身的肯定获取自由,而是希望通过精神胜利法获得别样的权力。他在学术上的这种敢于把天下人当作弱智的态度和他利用宗教敛财其义毫无二致,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这样的人掌握了政治权力,是一定敢于蔑视、践踏人世间一切的法律的。
金圣叹对于小说戏曲的理论贡献只是停留在对技巧的归纳上,达不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匠气十足。唯有为《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所写的总评是个例外。在那篇文字当中,他大胆地对好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伦理提出诘问,从而使得情欲的正当性得以伸张。但这其实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整个晚明市民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反对小说戏曲中掺入性描写的人称为三家村的冬烘,而他也不过是一个城市小文人而已。他的身上,有着很浓厚的市井气,他所用来对抗儒家伦理体系的,不是个性解放,而是市井的无赖精神。
施蛰存先生谓金圣叹只会大言欺世,实则在金圣叹生前,即有同郡名士归庄不满他的思想和行为,必欲诛之而后快。他曾公开对金圣叹的一个学生说,读了他老师的书,听到他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将他老师杀死。他在江南哭庙案发生之后,对其他十七名被害文士表示哀悼,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他还写了一篇《诛邪鬼》以订之。归庄听到的金圣叹的作为,包括同他的近亲女人通奸,以及有断袖之癖这些事情。归庄从一个道德家的立场出发,对金圣叹大张伐挞,拿礼教来杀人,这是十分可悲的。但是,金圣叹的放浪行为不过是晚明市民文化侵蚀士人阶层的结果,也与具有超越性的个性解放无关。事实的情况是,金圣叹性格中有很庸俗的一面,他对功名权位十分热中,偏偏又没有学会藏好自己的狐狸尾巴,所以只好在自欺欺人的文学骗术和宗教骗术当中度过潦倒的一生。
袁宏道谓徐渭是一畸儒。其实金圣叹也是一个畸儒。他们都首先是儒,有着“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朴素追求,但是当现实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走上仕途的时候,他们开始消极避世,这个时候“畸”的一面才更加凸现。他们的“畸”是被集体放逐以后的无奈选择,而不是出于自身对于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如果可能,他们更希望重新进入集体,寻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别人进行放逐。而且这种由他们来实施的放逐可能比他们自己曾经遭受的还要残酷。杀妻的徐渭,腰斩《水浒》、割裂《西厢记》的金圣叹,还有那个因为私人恩怨不惜在作品中丑化贤臣的徐复祚,莫不如是。历史上有一些人,是作为旧文化的起义者出现的,他们从事的是文化破坏的工作,把建设新文化的人物留给启蒙者。比如明代的李卓吾,新文化运动时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皆是。而像金圣叹这样的,在骨子里仍是儒,仍是随时等待招安的文化奴隶。我们往往愿意相信,即使在黑暗的世纪里,也从来不乏那些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如果不睁大眼睛仔细辨别,就难免出现错把冯京作马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