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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完评论集《雨中听枫》，心里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但我也意识到，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我与文坛的关系是从诗歌开始的，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１９９８年，应一家杂志之约，偶尔写了篇评论两位当红散文家的长文。文章发出后，朋友们感觉尚可，于是又写了几篇较长的小说评论，以及若干篇文化评论。这些文章，都收到了这本薄薄的书中。
       不过，被评论的对象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评论本身无非都是作者心灵活动的某种隐喻。评论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书写方式，一种思想存在的方式。如果说近一两年我的评论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只能说是书写习惯和角度有了一些调整，关注的视野有所拓宽而已。我愈来愈感到，身处中国社会将在他生命时段中发生巨大的结构性调整的时代的评论家，他关注的已不可能单纯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爱好者。他无法不与眼下正在急剧演变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当前的文化实践发生更密切的关联。例如，革命文学遗产、大众文化及其传媒、女性主义写作、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现代性问题、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全球化及其回应，等等。也就是说，评论开始从文学层面，转移到了文化层面；评论家的社会身份，已很难用精英文化体现者的标准来指认，他同时也在大众文化领域内思想与活动。另外，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重新追溯历史的残垣，借助被历史删改、遮蔽的资料对历史做考古学的寻察，也已成为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我想，处在这个历史关口的评论家，不可能置身于上述文化语境之外。
       当然，选择《雨中听枫》做书的题目，不排除凭吊历史的意味。其中，也有对我们这代人精神生活的反思。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年间，可以说跨越了前革命时代、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三个时期。不同的历史勾画了人们不同的文化命运，一些人在悄悄地离场，另一些人在一次次未被宣布的“劫后”重组自己的思想生活。正像一代人会随着历史的消失而失踪一样，我们今天重读十年前、甚至仅仅是几年前写的文章，不免会发出诸如此类的怀疑和感慨：这是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吗？它是真实地存在过的，或仅仅是一个虚构和想象？失踪的历史和一代人都是不能追回的，但是，通过这些虽不尽善尽美、却是当时心灵生活记录的文字，历史在被凭吊的感怀中再一次地“重现”。或者说，它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今天的生活而言将成为一种参照，一种批判，一种反思，也不排除成为一种立场和立足点的可能。也许，正因为我们的思想生活被建构在上述三个不同的历史之中，就使之包含着无以化解的矛盾，以及很难把握的言说上的困难。这对今天的评论工作来说，显然是一种无形的挑战。尤其是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真正想从事反思一代人成长史和精神生活史的工作，不单需要勇气，需要超越性的眼光，更需要首先战胜自己并能最终“掌握”自己。所谓的反思，只能先从对自己的反思开始，否则，它只会流于一种姿态，一种对生命的宣泄，而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我看来，今天的评论确实处于一种什么都可以评论，然而真正的思想评论却很难辨认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目前文化的混乱造成的，另一方面，这种混乱状况又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言说不断转换立场，或许就没有立场。在这一意义上，一本评论集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批评立场的确立，它顶多只能意味着一种批评姿态的呈现。所以，选择怎样一种思想方式审慎进入时代生活，并把它确定为自己终生的文化信仰，也许比写出数量可观的批评文字更加迫切和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