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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或文化的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内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术语。其背景既有当下文化现实的诉求，也有西方思潮的影响。后者的成分明显重些。这个术语在西方的高频率使用，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思潮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个术语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特别是晚近时兴的文化研究尤把多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加以发挥，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态度和立场贯穿于人们的理论视野。八十年代以后，有谁还坚持一元论的威权文化？稍微有点理智的人，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听到有谁自诩唯我独尊的独断论观点。但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口头宣称是一回事，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否真正呈现为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还很难说，人们是否真正信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然。如果认识与实践没有差距，那就不存在种族歧视和对弱势／边缘群体的歧视问题；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发生。
       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完全信奉了文化多元化的观念，但多元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另一种格局——被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描述为后冷战的“新秩序”时代。尽管这种说法很难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认同，但冷战设定的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状态，以及与之相关的二元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也随之瓦解。后冷战时代并没有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在欧美大学校园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缘由在于大学院墙内的左派势力重新抬头。七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年代，与此同时，右派保守主义势力也在大学执牛耳。但冷战结束并没有使右派保守势力昌盛，却引发了左派抬头，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很显然，左派抓住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时代趋势，从侧面包抄。大力倡导文化多元论，强调可选择性（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批判全球化推行的新霸权，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诊断。九十年代，美国大学时兴ＰＣ运动（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显然是其主导内容。种族问题、少数群体的权益问题，这些都在多元文化的框架内显出其重要性。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学人文学科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而后结构主义反中心、反主流价值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性，使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起文化研究这种超级学科，成为大学里的显学。这使左派思想与教育课程紧合，重新夺回了大学思想阵地。
       多元文化观念突显为当代的重要论题显然与全球化加剧有关。九十年代，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情势加剧，建构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显然需要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维与策略，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际新秩序建构。一方面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领导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个号称高度民主化的国际新秩序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也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这种选择的实质依然是少数政治威权人物的选择，但民主化的国际格局中，无疑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余地。政治上的可选择性，经常是以文化传统的不同为依据。政治具有可比性，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一目了然；但文化却久远深厚，神秘不可知，让人捉摸不透。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谋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参与全球化，多元文化给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选择披上了堂皇的外衣。
       本书取名“移动的边界”，在于对当代中国变动的文化状况进行一次开放式的阐述，副题是“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这表明我所取选择的角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呈现为多元分化的局面，在一部分人看来，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没有中心，没有绝对的权威，表象与实质不一；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文化呈现出变化的生机，有各种声音，也有各种空隙，人们可以观望，也可以游走……总之，过去的文化秩序所划定的边界面临挑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先锋与常规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表象与本质之间，在权威与个人之间……那些边界都变得异常模糊，经常处于移动的状态。因而本书力图去读解这些文化现象，既勾画出当代文化最生动的轮廓，也从中发掘出某些实质、困窘和障碍。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分化”并不等于就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用“多元化”、“多元文化”、“文化的多元化”这种说法指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在当今中国的报刊杂志中时常见到。很显然，这是广义的泛指，表明文化传播中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群落存在。但人们习以为常，似乎当代中国真的有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并且以此推论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多元社会时期。这种观点，或者是以讹传讹，或者就是完全修改了多元文化的含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讨论多元文化，左派有一套理论，自由主义有一套理论。左派的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反霸权，反欧洲（白人）中心主义，强调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平等；而自由主义基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确定多元文化准则；在民主法制的秩序体系内，每个人应享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主权。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依然是威权社会，那就不能称作为多元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有多元文化出现，这当然是常识性的问题。
       “多元化”或“多元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绝对化，恐怕很难有标准的多元化社会。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理念。本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过程。作为一种时代的理想化诉求，它当然也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表达历史愿望。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治诉求的首要内容，也成为国民社会实践的轴心。在整体文化的构成关系中，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性成分降低，而相对单纯的知识性文化和娱乐性文化得以产生。
       就知识分子内部而言，九十年代并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多元化”其实不过是一种温和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是知识界没有主导思想，也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围绕某些利益和话语权力的运作，构成一些临时的小团体帮派。“文化群落”实际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群落彼此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对方，却充满扭曲对方的热情。事实上，即使在当代中国知识界范围内，多元化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本书只是审慎地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特别是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的质疑，这也就是我在这里要费这些篇幅加以解释的缘由。本书实际是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汇集而成，它们主要讨论当代文化和先锋文学二方面内容，前者确实触及到当代文化多元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探讨，它们不是系统性的推论并作出结论，而只是提示了一些“多元化”的角度和思考方式。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前面一些章节的观点与后面的章节会有些不同，前者还带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痕印，后者则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以及后现代倾向等等。为了保持我在不同时期的思考，我还是保持原文的观点。
       我尤其要说明的是一些关于当代先锋派文学和某类焦点主题的讨论。很显然，先锋派文学本身是“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在过去铁板一块的文学制度体系内，是不可能有这类偏离现实主义规范的文学实验的。但先锋派文学离主流文学到底有多远很值得怀疑，不久之后，先锋派文学也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先锋派文学一直是在与主流文学对话中来寻求它的实验方向。本书把它们定位为“欲望表达”，也不只是为了迁就关于贾平凹《废都》的探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先锋小说，确实有相当强的语言表达欲望，那种对语言表意策略的极端性发挥，对叙事方法的狂热探索，以及它们热衷于表现的那些主题，如历史颓败、性、暴力、逃亡等等，都可视作一种泛欲望主题。
       “先锋派”这种说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尴尬，不只是大部分的先锋派对这种指称嗤之以鼻，更主要在于，那些具有先锋性的实验行为过于短暂。先锋派大多数人都有迅速适应市场的本领和算计版税的智慧，他们乐于作为一个常规作家顺应潮流，这确实给我们谈论历史带来困窘。但不管如何，那个时期的文学做出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作为过渡还是转折，它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精彩的一笔。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某种渴望和想象的唤起。这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依赖文学的根本原因。在平静自足的社会中，文学无须再扮演号角和鼓手的角色，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宣泄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欲望表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是因为文化的整合功能不再起决定作用，在多元文化分离的空档，各种压抑不住的欲望就以不同的方式涌溢而出。欲望表达的合法化，如何获得艺术表达的合理性，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美学问题。
       关于“多元文化和欲望表达”这一主题，我知道我在做难以表达的表达，某些无法言说的东西使我们理屈词穷；而对难以表达的表达几乎构成我这些年表达的惟一理由，这确实是我的根本困境。我同样不知道，我的这一困境是“多元文化”的佐证，还是它的反讽？